第四是，不能不指出历史教育问题。日本文部省历来想通过教科书检查制度，企图淡化有关侵略战争的记述。例如，1982年6月， 在教科书检查中文部省把“侵略”改写成为“进出”。对此，中国、韩国等国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结果，是年8 月日本政府又不得不以官方长官发表谈话的方式，对错误的历史记述作出了订正。
    对从军慰安妇问题，中学教科书从来就没有过记述。但是，从1997年6月开始， 终于在所有的中学教科书中开始出现了从军慰安妇等战后的补偿问题。然而，若干地方议会却通过了要求删减有关从军慰安妇方面的记述的意见书。1997年5月，宫城县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 停止使用现在使用的小学6年级历史教科书， 其理由是该教科书过分深入地记述了有关从军慰安妇问题。
    与之相对比，德国不断同各国商洽必须写进历史教科书的史实，并努力谋求历史事实认同。例如，1972年与波兰、1982年与美国、1985年与以色列协商提出了“有关教科书指南”的劝告。而且，在学校教育中努力致力于重视批判纳粹时代的教学。
    以上简单比较了德国和日本，与此同时，我想不能不指出如下事实。也就是说，1990年10月东西德统一以后，“对纳粹犯罪的谢罪和补偿”有了进一步的进展。例如，1992年4月，德国与波兰设立和解基金，缔结了睦邻友好条约。1997年1月，捷克也在和解条约上签了字。 而且，1995年与波罗的海三国中的爱沙尼亚、1996年与立陶宛达成了补偿纳粹受害者的协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的统一成了解决遗留下来的“纳粹犯罪与补偿”问题的契机。
    二、“战争责任及战后补偿”问题上日德存在“反差”的背景
    那么，两国间为何会产生上述“反差”呢？我想可以指出以下四点。首先是，战后政治家及政党的价值观念与政治姿态。在德国，战后的政治领导人无一例外地坚持反纳粹的立场。第一任首相阿登纳早在科隆市市长时期就是一位反纳粹主义者。1970年12月，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表示谢罪的前首相勃兰特是纳粹时代被迫流亡北欧，过流亡生活的人。这样一些对纳粹主义持有批判态度的政治家，缔造了战后反纳粹、反集权、主张分权与政治稳定的德国政治体制。
    与之相对比，直到1993年为止日本一直持续了保守政党，即自由民主党一党优势的体制。在相当多的自民党政治家中能够看到浓厚的战前价值观。因此，若观战后的政治观念和领导人，在德国可以看到战前战后的中断性；与之相反，在日本可以看到战前战后的某种连续性。
    其次是，外交政策上的问题。纳粹德国侵略欧洲各国屠杀了600 万犹太人。惟其如此，德国在实现战后的复兴与繁荣方面，同“西方各国”的信赖与友好关系仍成为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战后德国在占领下积极选择了和西欧一体化的路线。
    与之相对比，日本并不努力去构筑同亚洲各国在外交上的信赖与友好关系，却专心于加强同美国的外交、军事关系，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作为外交的基础。总之，和战后德国构筑的多边国家关系相对比，由于日本致力于日美双边关系，所以未能广泛构筑同亚洲各国的信赖关系。
    第三，不可忽视的是冷战的影响。1947年，以莫斯科外长会议及杜鲁门主义为标志开始了东西冷战。由于制裁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在冷战开始以前已经结束，所以对纳粹战犯的制裁没有受到冷战的影响。
    东京国际审判虽然在冷战开始之前已经进行，但却成了冷战中的审判。其结果，美国为了在日本构筑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同时释放了甲级战犯嫌疑人，并且为了独占731 部队的实验结果也免除了对其罪行的追究。冷战对东京审判与追究战争责任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四是，国民意识上的问题。在国民意识方面可以指出以下两点。其一是，国民是如何理解战争结果的问题。与其说德国国民是把1945年5月8日，因无条件投降而崩溃的希特勒第三帝国当作“失败”来接受的，还不如说他们是把它当作“解放”来迎接的。总之，他们感到终于摆脱纳粹统治获得了自由。我想这种国民意识成了战后追究纳粹罪行的社会、思想基础。
    与之相对比，由于战前日本就存在国与民为一体的意识，加上1945年的广岛、长崎被原子弹轰炸的历史背景，所以战后在日本滋生出了日本不是侵略亚洲各国的加害者、而是一个被害者的思想意识。并且，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又成为淡化加害者责任意识的重要理由。
    另一点是，经济高速增长引起的社会变动和社会意识有关。在德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兴起了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另外，这时期历史觉悟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出现了下一代人追究生活在纳粹时代的上一代人的责任，并以批判的精神学习和掌握德国历史的动向。
    在这一点上，的确日本也出现了学生运动与市民运动。但是，和德国不同，这些运动并没有对日本的“过去”重新提出疑问。另外，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社会生活日益富足，国民中产生了被誉为“私生活主义”的只把自己的生活稳定与富裕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的生活价值观。进而，70年代又抬头了夸耀日本文化的“日本文化论”，在这一过程中又滋长了对亚洲各国的优越意识。
    如上所述，日本和德国在“战争责任及战后补偿”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日本的措施不得力，我想其原因不仅仅在于政府，在国民意识中也存在其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