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其70余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幅度尤大的对外政策转变。其中有两次分别发生在苏联历史的两端，那就是（1）十月革命后不久几年里从主要旨在引发和推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外交”，渐变为服务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务实外交；（2）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里由前此造就继而维持苏美战略均势并争夺若干区域霸权的超级大国外交，迅速改换为最终助成苏联--东欧阵营崩溃乃至苏联自身解体的“新思维”外交。除此之外，就变更程度以及历史意义而言可与之排比的，只有自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期间的对外政策转变。它横亘于苏联历史的中段，与同时间里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变化合成作用，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苏联的面貌，并对世界政治造成了重大影响。
    如后所示，这一转变的主要特征，在于缓和冷战高潮造就的东西方极端紧张局势，调整因超度严苛的霸权控制而弊端百出、势难维持的苏东关系，改变专注于中东欧以及其他若干紧邻地带的保守谨慎态势，开始将苏联的战略和外交势力突入世界广大不发达地区。几乎可以认为，在约三年时间里完成的这些变化，大体上确定了此后近30年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模式。然而，关于这一转变，国内现有的论述仍然是比较粗糙和简单化的。问题尤其在于：尚未作出关于这一转变的明晰、合理的阶段界定，特别是多少忽视了本文将谈论的1955年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之争及其重要影响；未明了第一阶段（即紧随斯大林去世的几个月里）苏联外交转变的首要发起者和主持者，亦未充分注意同当时苏联高层政治斗争关系最为密切的东德问题；尚缺乏对于苏共二十大所定对外政策新指导原则的足够全面、深入的论析，对其中一大内容的理解过于狭窄，即误将“和平过渡”取代涵义更广泛的“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而实际上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鉴于这些原因，系统并尽可能周全地阐述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的苏联对外政策转变，探究其条件和动力，展示其内涵和影响，对于理解战后苏联历史以及国际关系史是必要的。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初变化
    斯大林去世后头几个月内，同苏联内政变化相伴，苏联对外政策发生了异常显著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将优先发展轻工业和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新方针”推行到东欧盟国。经过40年代最后三、四年全面和急剧的改造，斯大林模式被几乎原封不动地加诸于东欧，连同其国家极端集权以及国家机器内部政治恐怖和个人专制必然造成的所有恶果。鉴于东欧国家的政治根基和社会控制能力远比苏联薄弱，况且东欧民众中存在着厌憎苏联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那里的局势就更为危险。苏联新领导对这一点看得相当清楚。（注：Adam 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New York,1974,pp.544.）1953年内，东欧国家在苏联推动下主要进行了局部的经济改革，政治方面（除匈牙利外）尚未有可与苏联相比的较大变化。东德是率先实行“新方针”的国家，4月中旬起，苏联就敦促面临严重困难的东德政府改变斯大林时期严苛的经济政策。（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171.）6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经数天会议产生了一个文件，题为《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措施》，主要精神为建议东德领导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据此，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于6月9日决定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出发，大幅度修改政策，并以党中央和政府分别发表公报的方式宣布了一系列相应措施。（注：Amy Knight,Beria:Stalin’s First Lieutenant,Princeton,N.J.,1993,P.191;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3,London,1956,pp.154-159.）是月中旬的大骚乱平息后，东德政府吸取教训，作出了以改善工人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为中心的进一步经济政策调整，（注：Ibid.,pp.162-163;Zbigniew Brzezinski,The Soviet Bloc,Cambridge,Mass.,1967,p.158.）苏联则以宣布将在德企业移交东德政府并终止从东德获取战争赔偿相配合。所有这些步骤的综合结果是“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注：Joseph Nogee and Robert Donaldso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3rd Edition,New York,1988,pp.223.）第二个采取“新方针”的国家是匈牙利，6月间，在同匈统一工人党总书记拉科西会谈时，苏联新领导严历批评其经济政策已把匈牙利推向灾难边缘，敦促立即改革。他们还要求拉科西马上辞去兼任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富有改革意识的纳吉接替。（注：Brzezinski,The Soviet Bloc,p.159;纳吉·伊姆雷：《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176、276、278页。）7月4日，纳吉以新任政府首脑的身份宣布贯彻“新方针”的纲要，其中改革思想之明确引人注目。他强调：“没有任何理由要实行过火的工业化”，因而将削减重工业投资以加强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其次，“盲目激增农业合作社的数量……在劳动农民中造成了严重的不安”，因此将允许农民退社和允许解散合作社；第三，“国家将其经济活动伸到某些私人的主动性和实业精神仍能起重要作用、并能更好地满足人民需要的领域”是错误的，今后将允许和鼓励私人业主合法经营；第四，城乡经济联系必须建立在正常的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因而将废止对农民的强制性征购。（注：Documents on Internaitonal Affairs,1953,p.177-180.）这些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注：Hans-Georg Heinrich,Hungary:Politics,Economics and Society,Boulder,Colo.,1987,p.32.）在匈牙利之后，罗、保、捷、波四国相继开始在不同程度上实行“新方针”。（注：Documents on Internaitonal Affairs,1953,p.190-192.）
    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初变化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尝试缓和同美国及其西方大国集团之间的严重紧张，争取使冷战对抗从其最全面、最激烈的形态显著降级。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苏联的国际处境总的来看趋于恶化，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斯大林自己的对外政策。对苏联领导来说，要扭转战略困境，缓解美苏大规模直接冲突风险和减轻军备负担，就必须较大幅度地调整政策，争取缓和紧张局势，而在急需以较多资源和精力进行苏联和东欧内政调整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另外，他们显然认为，缓和对抗的努力有利于削弱美国与其主要盟国的团结，尤其是促使法英等国反对西德武装化。在所有这些动因的促进下，苏联新领导自1953年3月中旬开始，短短几个月里采取了对美国和西方的种种温和姿态，特别是表示苏美两国应当和平共处和确立正常关系。（注：关于这些温和姿态，详见笔者所撰《战后世界历史长编》（刘同舜、姚椿龄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章，第215-217页。补该书漏刊的有关资料来源：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3,pp.30,51-57,57-65,66-71;Charles Bohlen,Witness to History,New York,1973,pp.345,360,371;John van Oudenaren,Detente in Europe,Durham,N.C.,1991,p.151;Robert Byrnes,Soviet-American Academic Exchanges,1958-1975,Bloomington,Indiana,1976,pp.34-35.）此外，苏联此类政策变化中一个很重要、但仍远非清楚的问题，是促进实现朝鲜停战。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通过外交渠道数次向美国说明，板门店谈判的结局并非取决于苏联，因为中国不是苏联的傀儡。（注：Rosemary Foot,The Wrong War:American Policy and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1950-1953,Ithaca,N.Y.,1985,pp.75-76.）就此同苏联新领导打过交道的美国驻苏大使波伦指出，此类说是表示苏联对中国和北朝鲜做了工作，劝其接受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最后方案。（注：Bohlen,Witness to History,p.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