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确定的对外政策新指导原则之二--和平竞赛和“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
    赫鲁晓夫式的和平共处包含的主要斗争成分之一，是他所谓的和平竞赛。1955年底访问印度和缅甸时，他开始使用这个术语，再三在公开演讲中宣称当今世界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着和平竞赛，取得胜利的将是社会主义。这当今世界条件，便是大致已定的长期和平共处，而和平竞赛的根本内容，则是用实践来证明哪一种制度更好更进步，特别是更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433,449,333,334,347,84-85,271-272,280,342-343,355,364页。）在二十大报告中，他更明确地说社会主义体系在这一竞赛中必将获胜的依据，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页。）赫鲁晓夫如此洋溢的乐观情绪取决于他对苏联历史的特定理解：1934年以前苏联的政策，包括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一直正确，只是随斯大林大搞个人独裁和滥施镇压，国家的情况才变坏；现在，斯大林及其保安部门的统治已成过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便将充分实现其潜能，从而使共产主义事业靠经济优越性赢得世界。（注：Mary McAuley,Soviet Politics,1917-1991,Oxford,1992,pp.64-65,71-72.）不仅如此，从苏联对外战略及其实践的角度看，和平竞赛概念如赫鲁晓夫上述言论至少隐约地透露的那样，包含着他的新扩张主义。在他看来，和平共处大局连同与此密切相关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界线的落定，规定了今后与西方角逐的主要方式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方面和平的势力竞争，而其主要场所是殖民和半殖民统治加速普遍瓦解的不发达世界。他在二十大报告中，相当明确地扬弃了斯大林将世界简单化为两大阵营的理论，代之以一种承认中间地带及其内在区分的世界图景。在这中间地带内，他尤为注重的是亚洲和阿拉伯地区的不结盟国家，把它们当作“国际关系中一个新的强大因素”。（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1-32页。）他谈论了苏联与之建立和发展合作关系的前景，特别是相应于不久前开始将外援用作其第三世界外交的首要工具，强调它们可以从苏联得到现代化设备，而不必为此承担任何政治或军事义务。（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9页。）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就其国际政治要义而言，实际上是将先前被斯大林当作“资本主义包围”的苏联阵营广大外围重新规定为“供苏联资金、苏联技术、苏联军火和苏联思想渗透的领域”，是苏联与西方在和平共处的同时竞争世界影响优势。（注：Robert C.Tucker,The.Soviet Political Mind:Stalinism and Post-Stalin Change,New York,1971,p.178.）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总结报告中，还着重论说了“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一般被称为“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其中包括：（1）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2）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发展形式的多样性。关于前一方面，赫鲁晓夫说暴力革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改造的唯一途径，由于世界总的力量对比已发生巨大变化，也由于社会主义越来越显示出优越性和吸引力，因而工人阶级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取得政权至少在某些国家已有了现实的可能。（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8页。）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在阐发其意时干脆宣称，暴力革命在现时代对绝大多数国家极不适宜。（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325.）这大概更符合赫鲁晓夫的真实思想。很大程度上，和平过渡是他的和平共处论的延伸。按照苏联的经历和传统理论，战争与革命之间有近乎因果性的联系，现在长期和平共处排除了重大战争，原先的社会主义实现方式便多半不可能了。一定程度上，赫鲁晓夫想用和平过渡来应付理论上自圆其说的需要。还应当注意，赫鲁晓夫在报告中，不仅把典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在和平过渡的适用范围内，而且特别提到“过去的殖民地国家”（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40-43页。）也可以通过和平过渡进至社会主义，其中主要指的显然是正被苏联当作重要进步力量和未来国际伙伴而着力笼络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如前所述，赫鲁晓夫把印度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当作可能并且很值得促成的前景来谈论，对如此会给苏联带来的世界政治利益估计甚高。另一方面，他也是在应付苏联面对的如下困难：既要同那里的政府友好合作，又要同遭其敌视甚至镇压的当地共产党保持传统关系。提倡经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的部分用意，就在于试图用折衷办法应付这两难局面。
    “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第二个方面，即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发展形式的多样性，直接源自苏南《贝尔格莱德宣言》。而且，它所以被纳入二十大报告并由此成为苏联对外政策一大原则，首先是为了进一步便利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和解。（注：Leonhard,The Kremlin since Stalin,p.125.）此外，同斯大林在世时相比较为平等地对待新中国的需要，以及缓解苏联-东欧关系中严重潜在紧张的需要，对二十大总结报告将多样性原则包括在内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强调，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并不限于苏联方式。在南斯拉夫，既存在人民政权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又形成了“经济管理和国家机构的组织的特殊的具体形式”。中国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做出了许多独特的贡献，包括正在根据本国国情逐步和平改造私营工商业。苏联诸东欧盟国则产生了自己的人民民主国家形式，并且据他宣称“是按照这些国家中每个国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它们的特点加以运用的”。（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40-43页。）同他1955年着手谋求苏南充分和解时相似，他的这些言论还出于在后斯大林时代的新情况下维持苏联中心地位的企图，那就是允许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享有远大于先前的自主余地，以些预防任何危及这一地位的动向。
    结束语
    苏共二十大标志苏联最后完成了从斯大林外交到赫鲁晓夫外交的转变。其间，先是对外政策开始改革但因高层权力斗争而有所起伏，继之以赫鲁晓夫主政后接连几大外交新举措，在后是二十大正式确定对外政策新指导原则。至此，赫鲁晓夫外交（乃至颇大程度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外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总的实践方向上都已大致定型。尚待历史添入的，主要是后来导致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那种冷战恫吓和鲁莽冒险。“尽管他基本上不是一个有大思想的人，尽管他对于辩论如何种玉米比对于辩论马克思主义原理问题肯定更内行，但他总的来说仍成功地采纳了某些思想方式，它们在总体上构成了一种新的苏联对外政策哲学……（一种）竞争性共处的意识形态，亦即苏联同西方联盟进行长期不懈的、但宁可是非军事性的全球优势争夺的纲领。这种意识形态……在赫鲁晓夫身上找到了一位有力和善言的提倡者，并且表达了他的政治人格的最深层特性--对苏联生活方式之美德、生存力及其世界命运的无限信心。”（注：Robert C.Tucker,The.Soviet Political Mind:Stalinism and Post-Stalin Change,New York,1971,p.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