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立并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来说，对外援助固然必不可少，但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呼应时代，在外交和宣传方面大力支持甚而鼓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赫鲁晓夫在印度和缅甸各地所作的大量演说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26-419页。）他以感情色彩非常强烈的言辞，谴责西方认为“皮肤的白颜色给了他们权利来统治皮肤有颜色的人”，欢呼“殖民主义奴隶制度正在崩溃”。他特别抓住印度要求葡萄牙归还果阿一事，疾呼“贼赃应该归还”，“果阿必将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47页。）12月底，他在最高苏维埃作关于访问印缅阿三国的长篇讲话，进一步就反殖民主义这一开始流行的时代大话题大加发挥。（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76页。）在抨击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同时，他不断许诺苏联奉行完全相反的原则，不把苏联“自己改造社会的思想硬塞给任何人”，“永远也不会干涉别人的事。”（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83页。）在当时，苏联新的第三世界外交的这些开场姿态，对于刚刚或正在努力摆脱西方统治的亚非国家及其人民，确有颇大的吸引力。
    二十大确定的对外政策新指导原则之一--和平共处
    苏共二十大不仅发动了非斯大林化，还确定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指导原则，它们由大会开幕当天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所作的总结报告予以宣布和阐述。其主要理论出发点，是重新估计世界力量对比和放弃战争不可避免论，而其中心内容，是赫鲁晓夫式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包括和平过渡）。它们是对斯大林对外政策思想的正式否定，是“1955年（7月）中央全会的激烈辩论中那些争执和愤怒反驳转化为平和畅达的新论点和新理论”。（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325.）
    斯大林一贯用“资本主义包围”来概括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这个一开始就有所简单化的、反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关国际格局的概念，在二战结束后仍被他大致原样地延用下来，尽管世界基本形势和苏联的处境已发生很大变化。它以世界资本主义本质上不可调和地同苏联敌对并占有巨大的总体优势为主要前提，意味着苏联将长期处于战略性危险之中。不仅斯大林的内部治国模式，而且其战后强烈的冷战对抗态势，都在很大程度上出自这样的基本判断。现在，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一举改变斯大林的世界力量对比模式和国际形势图景。他强调：现时代的主要特点，是社会主义已越出一国范围而变成了“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尤其是苏联工业已占世界第二位；苏联及其盟国的国际地位更加巩固，它们的威望和国际交往无比地增长；苏联掌握核武器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的威慑、防御和报复力量。不仅如此，使这些空前乐观的形势变得更加有利的，是“世界舞台上出现了一些宣布以不参加集团作为外交政策的原则的欧洲和亚洲国家”。于是，当今世界有了一个“包括欧洲和亚洲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大的‘和平地区’。这个地区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居民将近15亿，占全球人口的多数。”这加上西方国家内部群众性和平民主运动的巨大发展和殖民体系的瓦解，使世界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1页。）
    按照赫鲁晓夫的观点，基于力量对比转移发生的世界政治最大变化，在于战争已并非不可避免。他说，战争在帝国主义存在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原理，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制定的：（1）帝国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2）不愿意战争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软弱涣散，无力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战争。“在那个时期，上述原理是绝对正确的，但在目前，情况已经根本改变。”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使和平力量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手段；拥有数亿人口的一大批国家积极反对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和平运动已成为强有力的因素。因此，“战争并不是一定不可避免的。今天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拥有实实在在的手段，不容许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当代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主义阵营为中坚的世界和平力量，而不是战争的帝国主义经济基础。（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3页。）许多观察家认为，放弃战争不可避免论是赫鲁晓夫二十大报告对苏联对外政策传统思想的首要突破。另有两位研究者就此指出：赫鲁晓夫审慎地不区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和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以免过于明显地公开否定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基本观点，但他显然示意这两类战争都是可以避免的；不仅如此，他还由此一举放弃了“战争不可避免论的两项变种--斯大林的资本主义包围论和两大阵营论”。（注：Joseph Nogee and Robert Donaldso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ll,3rd Edition,New York,1988,pp.29.）理论言辞背后的一项基本事实在于，“认识到同美国进行核战争的危险，赫鲁晓夫需要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一种不会导致战争的长期关系确立意识形态基础”。（注：Joseph Nogee and Robert Donaldso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ll,3rd Edition,New York,1988,pp.27,30.）
    这一“意识形态基础”就是二十大总结报告奉为苏联“外交政策总路线”（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3-26页。）的和平共处。1954年3月，赫鲁晓夫曾简短地说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有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195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15页。）这在当时很难发觉有什么深意，因为苏联对西方的外交口径自斯大林去世后早已改为任何争端皆可和平解决。此后几个月里，出于扳倒马林科夫的需要，赫鲁晓夫关于西方的言论变得异常激烈，和平共处一词大致只是在他偶尔赞扬中印两国4月底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才说到。（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195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39-340页。）紧随马林科夫倒台，他便明确地就美苏关系重提长期和平共处一说。（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88页。）四国政府首脑日内瓦会议后，和平共处更成为赫鲁晓夫国际问题言论的主题。（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416页。）现在，在二十大讲坛上，他把和平共处抬到苏联外交总路线的高度，同时作了与先前相比较为系统的说明。通过阐说世界力量对比大变和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他实际上表示两个世界体系长期和平共处大致已成定局。他进一步强调，应当从和平共处进至建立和加强信任，实行合作。他特别谈论了美苏两国总的关系，声明苏联希望同美国全面友好合作，并以超级大国的姿态宣称“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苏联和美国之间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对巩固世界和平将有重大意义。”（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9-40页。）
    作为苏联对外政策及其思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平共处一语早就得到了列宁以及后来斯大林的相当广泛的使用。因此，必不可免的问题是：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观同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观有什么差别？或者说，和平共处的内涵在赫鲁晓夫那里发生了哪些变化？首先，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只是苏联总的国际关系思想和对外政策的次要部分，从属于他们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世界阶级斗争大局，从属于苏联抵抗和打破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中心任务；但在赫鲁晓夫那里，和平共处上升为现时代苏联对外政策总路线，不仅包含苏联与西方大国乃至“两大世界体系”之间关系的共存一面，而且由于同如后所述的和平竞赛概念和“通往社会主义不同道路”论的本质联系，囊括了这些关系的全部复杂内容以及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逐渐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条件。其次，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已不是列宁和斯大林那种大致周期性的战争之间的暂时间歇，而是很可能持续一整个历史时代的基本状态，世界社会主义变革可望在这种状态下逐渐进行以至完成。对此，赫鲁晓夫在数年后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说得更加明确和肯定。他宣称：“现在有了实现一整个时期和平共处的前景，在这个时期里目前使世界分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必将得到解决”，因为世界的变化已导致在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也可以杜绝重大战争。（注：Robert C.Tucker,The.Soviet Political Mind:Stalinism and Post-Stalin Change,New York,1971,p.178.）第三，苏联先前的理论大致是将和平共处视为代表两大对立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斗争的特殊形式，或者说是国际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它不仅不排除、而且必然以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内的尖锐对立甚至冲突为基本内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却包含共存、斗争与合作三大方面--共存应进至积极合作，斗争须与合作交织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