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还可见于南斯拉夫、土耳其、以色列和联合国等问题。随斯大林去世，反南运动戛然而止。随即5、6月间，苏联政府主动向南斯拉夫表示希望在事实上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这很快得到了南斯拉夫的呼应。（注：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页；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3,p.280;Wolfgang Leonhard,The Kremlin since Stalin,New York,1962,p.101;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8,Washington D.C.1988,p.1352.）对土关系问题上，苏联政府于5月30日宣布放弃坚持多年的对土耳其喀斯、阿达罕和阿尔温特地区的领土要求，并且暗示同样放弃苏土两国共管黑海海峡的要求。（注：Documents on Internaitonal Affairs,1953,p.193-196,197-202,202-206,277-278.）这些要求曾在1946年引起海峡危机，助长了当时正在形成中的美苏冷战。7月中旬，苏联恢复同以色列之间断绝了5个月的外交关系，这一前一后的变动分别同伴随“医生阴谋案”而来的苏联反犹风潮与该案的平反密切相关。（注：Joseph Nogee and Robert Donaldso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ll,3rd Edition,New York,1988,pp.106.）在联合国，斯大林去世不满一个月，苏联就改变了在秘书长继任人选问题上导致长时间僵局的强硬态度，还表示愿意出资参与它一向尖锐抨击的联合国对不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计划。（注：Nogee and Donaldso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ll.p.106;Philip Mosely,The Kremlin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1960,p.366.）
    苏联对外政策的上述最初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贝利亚在马林科夫支持下采取的主动。60年代就有著述推断他在斯大林去世后特别倾向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近年解密的档案资料更加肯定“新对外政策的动力直接来自贝利亚”。（注：Leonhard,The Kremlin since Stalin,p.70;Knight,Beria,p.186.）他所作的最具政治冒险性的变更，是在东德推行“新方针”，甚而可能试探在德国中立化的条件下两德合并。苏联部长会议6月初建议东德实行改革的那个文件就是由他起草和签署的。据称贝利亚起先提议的要旨是东德停止建设社会主义，在莫洛托夫反对下才改为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参加会议的葛罗米柯回忆，莫洛托夫等人在会上批评贝利亚不支持东德的独立存在。（注：Andrei Gromyko,Memoirs,London,1989,p.316.）按照多半出自东德高级官员的传说，贝利亚当时秘密筹划改变东德领导，图谋通过党内“改革派”扳倒倾向守旧的一号人物乌布利希。（注：Leonhard,The Kremlin since Stalin,p.71.）鉴于1950年起苏联始终留有用德统一来交换西德不重新武装和全德中立化的余地，加上东德先天不足使其长久独立存在遭遇深刻的困难，（注：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pp.507-509;Bennett Kovrig,Of Walls and Bridges,New York and London,1991,pp.54-55.）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在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指控贝利亚试图建立一个统一、中立和“资产阶级的”德国（注：Knight,Beria,p.192.）似非无稽之谈，何况当时苏联确需寻求能通过谈判实质性地改善外部环境的突破口。无论如何，骚乱爆发后贝利亚关于东德问题的行为成了众矢之的。在最高领导层中间，这位为人狠毒、权势炽盛的保安部门首领早就引起了强烈的嫉恨和恐惧，他主持实施的一部分改革措施（主要在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民族成份的更替方面）又导致了包括马林科夫在内的严重猜疑和不满。（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76-477页。）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德问题使他完全孤立起来，成为他迅速覆灭的一个关键因素。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之争和苏联外交新变化
    1955年2月8日，马林科夫被正式解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这是赫鲁晓夫在领导铲除贝利亚之后主持的第二场重大权力斗争的结果，而其主要的意识形态理由是“新方针”（及与之相关的国际缓和政策）系“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0-12页。）然而，一俟马林科夫下台，便出现了英国学者克兰克肖所说的一幕：赫鲁晓夫在以列宁的名义把保守力量发动起来推倒马林科夫后，立即把马林科夫的“国际合作和共处计划”化成了自己的东西。（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7页。）在其全面执政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以对外政策改革者的姿态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其变更范围、速度和创新程度非赫鲁晓夫此后的掌权年代可比，且不亚于斯大林去世后头半年。同斯大林去世以来苏联的其他改革动向一样，这些变化中意识形态分歧和高层权势冲突彼此交织，而赫鲁晓夫眼下在这两方面的对手，是他先前为战胜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而必须依靠的保守派盟友，特别是莫洛托夫。
    “关于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的权宜婚姻，最为惊人之处是他如此迅速地着手散伙。”（注：Carl Linden,Khrushchev and the Soviet Leadership,Baltimore,p.31.）最大、也来得最快的争执，在于重建苏南关系问题。莫洛托夫认为，苏联对南斯拉夫仅仅犯了打击过头的错误，铁托确是修正主义者和狭隘民族主义分子，苏南关系至多只应以苏联同一般西方国家之间那种冷淡共处而非友好合作为限，否则既违背意识形态原则，又会鼓励其他东欧国家和共产党背离苏联的领导。相反，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看法、态度和政策全都荒唐背理，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苏南分裂和敌对的责任在苏联方面，不仅两国、而且两党都应恢复友好合作。对赫鲁晓夫来说，苏南接近还出于苏联在世界政治中近乎全局性的现实需要。他明白，新的苏南关系只能在大致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为此势必至少在形式上树立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新的基本原则，这将有利于缓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特别是苏联与其东欧盟国之间的严重潜在紧张。他还希望苏南充分和解将导致国际共运新的统一，在其中各国共产党享有的自主权远远大于斯大林时代，但仍然奉苏共为中心，基本步调与之保持一致。如此，或可消除以完全独立平等为特征的“铁托主义”和其他类似倾向的吸引力，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长久维持苏联的领导地位。此外，赫鲁晓夫还希望苏南接近将削弱南斯拉夫同西方的联系，并减小1954年南希土三国巴尔干同盟条约的价值。
    早在1954年初，赫鲁晓夫就打算用近乎根本性的办法打开局面。根据他的建议，苏共中央组织了一个调查研究南斯拉夫国家性质的委员会，其结论完全符合他的料想和需要，即南斯拉夫仍是社会主义国家。（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98-499页。）然而，莫洛托夫依然顽固，1955年2月8日，在对最高苏维埃作的报告中，他将苏南分裂归咎于南斯拉夫，并示意重建苏南关系应以南斯拉夫回到亲苏路线为前提。这一言论引起了铁托的强烈反应，表示绝不接受以南斯拉夫“认错”为改善关系的条件。（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34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