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明白，只有苏联认错才能解决问题。他决定率团访问南斯拉夫，企图一举实现苏南全面和解，包括重建两党关系。临行前夕，《真理报》宣布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苏南两国有着共同的基本利益--“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利益”。然而，赫鲁晓夫低估了苏南和解所需的让步幅度，也不明白铁托所愿同意的只是改善国家关系以及在某些问题上同苏共进行有限接触，谈不上照他的设想重建两党关系，甚而使南斯拉夫重返苏联集团。5月26日，赫鲁晓夫一行抵达贝尔格莱德。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他很荒谬地将苏南分裂归罪于贝利亚等前保安部门头目的挑拨离间，丝毫不提斯大林或整个苏联领导的责任。铁托对此非常气愤。（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第236页；《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45-546页；Leonhard,The Kremlin since Stalin,p.104.）会谈中，苏方在尽可能避免谈及责任问题的同时设法替斯大林辩护。赫鲁晓夫多年后就此承认，当时苏方的立场是虚伪的，“还没有从盲目依赖斯大林的那种奴隶主义心理中解放出来”。（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47页。）尽管如此，会谈仍取得了积极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6月2日访问结束时发表的两国政府联合公报（《贝尔格莱德宣言》）。该文件主要依照铁托的要求，宣布社会主义具体发展形式的不同完全是有关国家的内部事务，由有关国家人民自主决定。这就是一般称为“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原则，它引起了广泛注意和深远反响。
    赫鲁晓夫在变革对外政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而莫洛托夫对此难以容忍，在7月4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以卫道者的姿态发起挑战。他强调，在南斯拉夫问题的根本方面斯大林是正确的，南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还说，美国向南斯拉夫提供大量援助并非不取回报，后者作为巴尔干同盟的一员已同北约连在一起。他疾呼，赫鲁晓夫的现行对南方针将导致巨大危险：其他东欧国家共产党可能因此效法南共背离苏联领导，特别是在潜在民族主义倾向甚为有力的波兰。因此，他主张苏南之间以国家关系正常化为限，断不可搞意识形态和解或重建两党关系。（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229-232.）莫洛托夫这番话当即遭到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的回击。他们不仅多次予以打断，而且在其发言后群起反驳，进而猛烈批评苏联先前对南斯拉夫以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许多做法。其中米高扬的发言尤其尖锐，列举苏联先前欺压、干涉和剥削其东欧和远东盟国的多项表现。甚至卡冈诺维奇也随风摆舵地抨击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处于孤立挨批的境地，只得认错并许诺服从中央的路线。（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322.）赫鲁晓夫对南政策和外交领导权由此得到确认。
    1955年苏联外交的新变动，除谋求苏南全面和解外，还包括缔结奥地利国家条约、与美英法举行四国首脑会议、与西德建交等缓和东西方关系的重要事态。（注：详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0册，第四章；Keesing’s Research Report:Germany and Eastern Europe since 1945,New York,1973;Van Oudenraren,Detente in Europe.）赫鲁晓夫在自己全面执政的情况下，可以较少拘束地尝试局部缓和外交，不那么担心遭到领导层内足以危及其权力地位的非难。在国际舞台上，西欧国家改善对苏关系的倾向，连同西德于年前获准重新武装并被邀加入北约，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后一事态，使得苏联和西方长期争执的一大悬案终于落定，赫鲁晓夫可以按照德国问题上已定的基本格局，对苏联的对德及对奥政策作重大改动。（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85页。）与这些客观条件同样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的主观动因，它们总的来说是要应付一个头等重要的外交课题：如何实现一种国际环境，使苏联得以用较多的资源和精力维持本国和东欧的稳定并继续进行内政改革，减轻冷战给苏联带来的压力和危险，而且有利于苏联风险较小地扩展影响。在此特别要说明的是，缔结奥地利国家条约一举发生在苏共中央7月全会之前，有如对南政策的变动，也与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之争有关，尽管详情远不那么清楚。（注：关于此项关连，见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周围的人》，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238,230.）
    缓和东西方紧张和改善苏南关系这两大动向，是在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主政期间就已开始的，而着手与第三世界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合作却系赫鲁晓夫所为。就苏联对外义务和战略势力的扩展范围、甚至其整个世界政治态势而言，由此积极建立在中间地带的广泛存在可以说是斯大林去世以来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前沿防卫战略，即坚决控制苏联周边那些他认为对苏联安全至关重要并确有能力控制的地区，对周边其余地方以及紧邻周边的次级外围，则视重要程度以及控制的能力和阻力大小尝试争取，但决不冒严重风险。据此，在苏联地缘政治的轻重缓急安排中，东欧占最重要、最优先的位置，然后是周边若干其他地区，再后是西欧。这三者之外，可以说没有任何地区是斯大林真正重视或愿意为之付出略为可观的代价的。（注：Adam 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New York,1974,pp.543-544.）情况到赫鲁晓夫执政时已改变了，二战开始的殖民帝国普遍瓦解趋势差不多同时进入其高潮。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说：“第三世界从此被苏联认真看待”，“赫鲁晓夫渴望显示苏联制度固有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定寻找境外的新朋友……不仅如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急于规避它们所称的‘新殖民主义’，急于建立计划的而非自由放任的经济，而这取舍通常导致西方停止援助。所有这些合起来，给了俄国对外政策一种显著的‘外向冲力’。”（注：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1987,pp.390-391.）犹如19世纪末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德国外交的转变，赫鲁晓夫的“世界政策”取代了斯大林“大陆政策”。
    1955年初起，苏联对新兴民族主义国家的评价有了很大改变。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再一律被当作反动派和西方附庸，而是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进步力量，它们在东西方之间的独立和中立态势也得到了一定的承认。印度驻苏大使在当年2月初的一次讲话中满意地提到，苏联“高度评价印度的独立对外政策及其在维护和平事业中的作用”。（注：Mosely,The Kremlin and World Politics,p.403.）赫鲁晓夫相当清楚地认识到第三世界对苏联有重大意义。他在对苏共中央7月全会的报告中坦率地说：“资本主义外围”的形势相当有利，倘若印度随中国之后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西方资本主义就将决定性地衰败下去；因此，苏联必须不过早地在西方引起冲突，同时在欠发达地区展开攻势。（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325.）苏联攻势当时的方向是亚洲南部和中东，而其最显著的手段是对外援助。2月2日，苏联作出其第三世界外交的头项大动作：同印度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承诺援建巨型冶金联合企业--国营比莱钢厂。6月间，尼赫鲁前往苏联，进行长达半个月的访问，并且缔结苏联予以印度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协定。4个月后，缅甸总理吴努访苏。接着，赫鲁晓夫和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于11月18日至12月19日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答应给三国巨额经援。赫鲁晓夫后来就此说道：“在同邻国打交道时，我们必须是政治家，而不能是吝啬鬼。我们必须乐意预付将来会给我们带来巨大报偿的款项。”（注：《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页。）尤其在印度这个当时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无数群众异常热情的欢迎更使赫鲁晓夫一行感到了时代脉搏和欧洲以外的巨大机会。（注：参见Roy Medvedev,Khrushchev,Garden City,N.Y.,1984,p.75.）在中东，苏联新政策的势头同样引人注目。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将纳赛尔称作靠美国策动政变上台的“反动军官集团”头目，现在则认识到他远非西方附庸。由于西方国家拒绝其军火购买要求，苏联便立即抓住机会，以捷克斯洛伐克的名义向埃及出售约2亿美元武器。按照亨利·基辛格的说法，这是“跳越”美国的遏制阵线。（注：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1994,p.522.）自此开始，埃苏合作同埃及和西方的对立彼此促进，成为以后很长时间里中东国际事态中的一大模式，苏联在那里的势力因之节节增长。此外，苏联还于10月底同也门缔结友好条约，并着手予以大量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