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写作曾得到南开大学历史系王敦书教授的指导，值此发表之际，谨表谢忱。
    希腊古典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滥觞。恩格斯对希腊古典文化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它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指希腊人--引者）的成就方面来……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它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8页。）但是，希腊古典文化的优点和魅力并不在于它的具体成就，而在于它的具体成就中所蕴含着的某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西方学者通常所讲的理性与人性，或如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
    一
    正如儿童习惯于形象思维而难于进行抽象思维一样，人类在自己的童年时代也习惯于形象思维而难于进行抽象思维。希腊人的先祖在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量进行解释时，以形象思维的方式创造了众多的神灵，让他们各自代表和主宰某一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从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神话和传说。
    希腊部族众多，神话的内容自然互不相同。但是，希腊人在文明之初，就出现了赫西俄德的《神谱》。赫西俄德统一了希腊神话，使众神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神圣家族。众神有了统一的谱系，那末它所代表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也必然是统一的。众神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末这个世界也应当有自己的本原。赫西俄德的《神谱》是希腊先人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探讨世界本原的总结，同时也为后人开了用抽象思维的方式探讨世界本原的先河。
    马克思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当社会生产力和人类的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们再也不会满足于用神话解释世界了。从公元前7世纪的泰勒斯开始，自然科学家们就力图用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他们不仅要了解事物的现象，而且力图要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与奥秘。他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看到了千差万别的事物，看到了这些事物都处在不断的生成、发展、衰亡和相互转化中，于是就和他们的先人们一样，想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原、什么是世界统一的基础之类的问题。但他们和他们先人不一样的是，他们不是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来思考，不是用神话来解释，而是用理性思维的方式，用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他们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种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那末，这个世界必有一个统一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世界的本原。它既是具体事物生成的基础，又是事物灭亡之后的归宿。这样，这些自然科学家一开始对自然界的研究，就把问题提到了理性认识的高度。本原的问题一提出，哲学也就产生了。“哲学”一词的原意就是“爱智”，希腊人逐渐形成了爱好智慧的传统与风尚。“知识就是美德”，几乎成了希腊人的格言。
    泰勒斯提出水是世界本原的观点（注：有人指出泰勒斯尚未提出“本原”这一范畴，这一范畴是阿那克西曼德最先提出的。但泰勒斯所说已有水是本原的含义则是没有疑义的。参见汪子嵩、范照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用某种具体的物质来解释世界万物的生成变化存在着困难，于是后来有人分别用“阿派朗”、气、火、土等来代替泰勒斯的水，最后，德谟克利特又提出了原子论。尽管原子论仍然是朴素的、幼稚的，本身还存在着缺陷，并且仅仅是一种推测和假说，还没有用实验加以证实，但它毕竟已经非常接近近代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上古时代人类所取得的这一成就，我们不能不对理性的力量，对希腊人的智慧表示由衷的赞叹。
    在希腊古典文化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理性精神的最好体现。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一生追求真理、在许多知识领域里都有卓越建树的人。他师从柏拉图20年，与柏拉图保持着良好的师生情谊。但他并不盲从柏拉图，更不墨守他的学说。他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把理性思考建筑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所以他认为柏拉图的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理念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十分注意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努力从具体事物中寻求普遍的法则。他为了写作《政治学》，广泛搜集了158个城邦的政制史资料。他在研究生物学的时候，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时专门派出1000多人为他搜集生物学标本。亚里士多德坚持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思考，因而在哲学、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诗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贡献，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学科体系。
    在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史学最能体现希腊人的理性精神。
    希腊人写史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保存前人的业绩，给后人以教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分析，下一番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把握历史的真象，找出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希罗多德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历史”，而“历史”的原意就是“研究”。
    作为西方史学的创始人，希罗多德还没有完全摆脱记事家的味道，对他所搜集来的材料还缺乏严格的审查，他还相信占卜和神意。也就是说，他的理性色彩还不够浓厚。但是，仅仅小他20几岁的修昔底德，就把这些缺点完全克服了。在神灵被自然科学家从自然科学的领域中驱逐出去之后，现在又被修昔底德从社会科学的领域中驱逐出去了。他是这样说明自己的研究方法的：
    在叙事方面，我决不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东西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它目击者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情实况也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方，或者偏袒那一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史著恐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认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中，未来虽然不是过去的重演，但总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代的瑰宝。（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2。）
    这是多么严格的科学方法，这是多么崇高的治学目的！考古学的成就已经证明，修昔底德的著作完全可以称之为信史。历史学的发展也表明，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分析至今还是站得住脚的。
    希腊人提倡理性，尊重知识，使希腊古典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初步建立了各门学科的科学体系，促进了人类智力的发展。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一些学者往往不能摆正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存在着过分推崇理性而贬低感性的倾向。即使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也不例外。他承认人的认识源于感觉，但却又贬感性认识为“暖昧认识”，称理性认识为“真理认识”，反映了他重理性轻感性的偏向。唯心主义哲学家更把理性推崇到极点，以至完全否认了感性认识的重要。比如埃利亚学派，他们看到了世界的永恒性和具体事物的易变性，他们不能解释这一矛盾，因而只好把感性认识一笔抹煞，只承认理性所把握的世界本质的存在与不变，不承认感性所接触到的具体事物的存在与变化。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它的著名代表人物芝诺还提出了如“飞箭不动”、“阿喀琉斯赶不上乌龟”等诡辩命题。由此可见，理性若不以感性为基础，甚至反过来反对感性，它就不仅不会带来真理，反而会导致不可救药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