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英国史研究和整个世界史研究一样，从一开始就与中国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国人寻求国家强盛的曲折经历和中国知识分子报国报民的拳拳之心。
    一
    中国第一位真心实意希望了解世界的知识分子是林则徐。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在广州任职时组织幕僚编写了《四洲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外国的历史地理知识，其中关于英国历史的记载有一两千字。这些记载多有似是而非之处〔1〕。林则徐未能出版《四洲志》，他在充军途中将书稿交给魏源。1841年，魏源将搜集到的各种见闻、笔记、奏折等与《四洲志》合为一书，取名《海国图志》。书中除收入了《四洲志》全文外，又增加了关于英国其他方面的许多摘录，其中摘自《瀛环志略》的一节文字最详且相对准确，不过仍然有一些是道听途说。
    自鸦片战争起，为寻求富国强兵之路，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从西方国家历史中寻找它们富强的原因。左宗棠在为《海国图志》重刻本所作的序中说：“百余年来中国承平，水陆战备少驰。适泰西火轮车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搆兵思逞……”〔2〕。 将西方的强大归于器物之发达，这是中国人受到西方“器物”打击后第一个本能的反应。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英国史研究），就是在这个“经世致用”的背景下开始的。到光绪年间，许多西方历史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包括英国史著作。笔者所见到的最早一部纯英国史译著是《大英国志》，刊行于光绪七年（1881年）。该书译者是一位英国传教士，他向中国介绍英国历史，意在说明英国的强盛是上帝的旨意，一切国家“所以盛衰升降者之原于上帝”〔3〕。 这是第一部较完整地介绍自古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英国史译著。
    英国史知识也出现在早期出版的世界通史译著中，这些译著包括《泰西新史揽要》（1898年）、《万国通史》三编（1900-1905年）、《万国史略》（1906年）等等。其中《万国通史》30卷包括“英吉利志”4卷及“大英属地志”2卷，有关英国的内容是在所有各国中占篇幅最多的。该书序言明确提出，“必先知其国之历史而后可知其国政治”的思想〔4〕。 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所关心的问题已经从“器物”上升到“制度”。这种倾向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版的《英民史记》中表现得更加清楚。其中说：“欲得其国治乱之迹、盛衰之由，求之于条文，不若求之于历史”。作序者进一步说：“命自东徂西，匝行一周，于文明诸国之政治，窃欲抽绎而比较之。及过英之伦敦，见其君主立宪，上下有章；日本维新，多由取材--尤我国异日之准绳。 ”〔5〕这就更清楚地表明了作序者的思想，即认为中国欲富强，应以英国为榜样。
    20世纪初发表和出版的文章书籍，越来越多地注意对英国政治制度的介绍。1906年，《北洋学报》连续14期刊登了《英国变政小史》。这是中国学者所作的第一篇向国人全面介绍英国政治制度及其沿革的长篇著述，其中涉及英国的议会、宪法、国王、内阁、地方自治等各个方面。“冀借古事以申今情，采邻輶而鸣遒铎，或于吾国政界亦无小补乎”〔6〕。作者的用心十分清楚。同年， 《政艺通报》刊登了《英国宪政论》；1907-1908年，《中国新报》连载《英国责任内阁之沿革》，《宪政杂志》刊登《述英国地方自治》等。中国知识界这时对英国政治变革发生如此强烈的兴趣，固然与清廷下诏“仿行宪政”有关，但主要还是希望以英国的政体为蓝本，将中国建成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与此同时，通过对英国历史的了解和认识，中国知识界也从中吸取了另一种思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作新社出版了《英国维新史》一书。该书以英国革命为题，记叙了查理一世从继位到内战结束后被斩首的历史。全书不过132页，但目的显然是为了颂扬英国革命 。该书最后归结为一句话：“英国所以能至于今日之强盛者，不可谓非革命之功也！”
    二
    探寻中国富强之路当然不限于政治方面，同时也涉及其他领域。严复在1903年《政艺通报》上发表《计学大师斯密亚丹（亚当·斯密）传》，其动机显然是鼓吹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1907-1908年，《商务官报》又接连刊登了关于英国商贸的文章，如第23号发表的《英人论自由贸易》等。
    不过，使更多中国学者感兴趣的问题还是英国的外交与殖民史。当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对帝国主义侵略有着切肤之痛，何况英国又是第一个入侵中国的西方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因此，从19世纪90年代起，国内报刊就开始登载翻译文章，介绍英国的殖民史和争霸史。比如《亚东时报》1898年第2 号刊载的《记英俄争中部亚细亚始末》，《中外大事报》1899年第4、5册收入的《英人经营阿非利加洲大略》，《清议报》1901年第92、93册收入的《论英德势不两立》，《商务官报》1908年第19号发表的《述英国扩张属地贸易办法》等。与此同时，一些书刊也开始登载有关英国侵华史和殖民史方面的论文。20世纪最初几年，《东方杂志》就发表了几篇颇有深度的短文，如《论英人侵略西藏》一文开宗明义指出：“英人侵略西藏，蓄谋已久”。文章追述了自光绪初年以来英国觊觎西藏的历史，然后指责清政府辱没国权、不思抗敌，导致英国人得寸进尺，步步紧逼〔7〕。同年， 《东方杂志》刊登的另一篇文章《论英国经营西藏之政略》又比此文高出一筹。它指出，英国觊觎西藏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尝以英国全局之势推而言之，则知今日西藏之事，乃其非洲政略之终。”〔8 〕这篇文章可说是开了我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之先河。而《东方杂志》在1905年发表的《论英国与殖民地之关系》一文则比上两文更进了一步。该文在讨论了殖民地对英国的重要性之后，大量征引了有关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离心倾向的事例，证明英帝国内“无形之破坏力已伏于其中”，预言英国“一旦堕落，必由霄汉而坠九渊”〔9〕。20世纪英国由盛变衰的历史， 证明了文章作者在世纪之初所做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