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学者们对英国外交殖民史的兴趣依然不减，报刊上继续刊登这方面的文章， 如《英国十一年来外交政策》（《东方杂志》1912年第8卷第12号）、 《英吉利帝国之构造》（《青年杂志·新青年》1916 年第1 卷第6 号）、 《英国治印度之政策》（《新中华杂志》1917年第1期）、《不列颠帝国》（《史地学报》1921年第2号）等。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往日大英帝国的形象在中国人心中渐趋黯淡。1921年以后，许多杂志开始介绍英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史。《东方杂志》接连刊出了数篇有关爱尔兰民族运动取得胜利的文章。这些文章进一步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压迫的信心。如《东方杂志》192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数载以来，爱尔兰人之因要求独立而遭牺牲者，殆不可胜数。英雄之血、义士之生命，卒换得民族之正义。”〔10〕1932年出版了一部中国人写的英帝国史专著《霸气消沉之英帝国》。该书虽然篇幅不大，仅126页， 但却清楚地叙述了英帝国从形成到瓦解的过程，指出：“世界政治演进之迹，均不能超脱盛衰消长大法则之外”，而今日“英帝国巨大之足迹，能有不踏上斜阳衰草萧萧墓门之途境者乎！”〔11〕
    辛亥革命后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英国宪政史，这与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代议制试验”有关，人们希望能从英国的经验中获得某些启迪。因此，在报刊上出现了《英国之政党政治》（《庸言》1913 年第1卷9-12号），《英国宪法沿革小史》（《法政杂志》1914年第3卷10、11号）等文章。最有代表性的是刊登在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杂志》上的《英国政制论》一文，其中写道：“夫立国之道，曰教育，曰实业，曰学术，曰军备……然推其本原，则一唯政制是系。政制善者，则一切皆善；政制不善者，则一切皆不能善。”〔12〕
    在中国的“代议制试验”失败以后，一部分学者便不再把注意力放在介绍英国制度上，而是侧重介绍和研究有关英帝国的盛衰、中英关系及其他一些具体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起初，学者们关注的是英帝国内部的危机问题，并就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埃及与英国》（《东方杂志》1919年第16卷12号）、 《英国与印度》（《东方杂志》1922 年第19卷10号）、《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现代评论》1925年第3 卷55期），同时，学者对英国的某些历史事件或现状进行评说，如《英国经济状况与工人生活》（《新民国》1924年第1卷6号）、《英国劳动妇女和失业问题》（《妇女杂志》1923年第9卷10号）等都属于此类文章。 中国学者还就英国国内发生的某些重大事件写了一些专门介绍其历史背景的文章，如工党在英国第一次执政时发表了《英国工党发展史》（《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9号）；1926年， 英国爆发大罢工时发表了《英国煤业争议小史》（《银行周报》1926年第10卷20号）；1928年英国议会选举权扩大时，发表了《英国劳动妇女参政权之扩张》（《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20号）；30年代欧洲政局动荡，又发表了《英国的法西斯运动》（《平明》1934年第3期）、 《费边社之沿革》（《时事类编》1934年第2期）等文章。这些文章严格地说虽算不上学术论文， 但却向中国读者传播了许多有关英国历史的知识。有些杂志甚至刊登了一些专题性的文章，比如《女子月刊》1934年第2 期刊登的《英国中世纪中等妇女的职业生活》，《史学季刊》1941年第1 期刊登的《咖啡店对于英国社会之影响》等。
    随着民族意识觉醒，学术界日益重视中英关系史研究。这是20世纪上半叶取得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也是从学术上进行深入研究的唯一领域。关于英人侵华，国人早就述其端源，比如前面所述1904年的两篇关于英人侵藏的文章。不过，从学术角度系统研究中英关系史则始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 这方面的研究是从史料发掘着手的， 如《史料旬刊》1930年第18期登载的《清咸丰十年英法兵入京焚毁圆明园案》史料，《史学年报》1931年刊载的关培梧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新发现的史料《夷务始末外鸦片战后中英议和史料数件》等。在史料整理的基础上，有学者撰写了关于英国侵华史的研究性论文， 最早的一篇是《新生命》杂志 1930年发表的《在华英帝国主义之史的发展》。此后这方面的论文便越来越多。其中多数不限于对英国侵华行径进行简单的谴责，而是注重从学术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就某些事实进行考证。比如，李惟果的《英国侵略西藏之肇端》一文，较详细地论述了18世纪英人赫斯定第一次尝试侵略西藏的经过〔13〕。杨体仁在《英人经营滇缅边界之史实》中剖析了英国在滇缅边界“开发”的目的，指出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14〕。朱杰勤在《英国第一次使臣来华记》中叙述了1792年“英国使臣马卡特尼之来华，恭敬自持，礼物多珍，犹不免失望而回”的经过，文后还附有8篇附录，皆中英双方来往文件， 包括乔治三世致乾隆书〔15〕。 陆钦墀在《英法联军占据广州始末》中探讨了1842-1858 年在广州入城问题上的中英争端，文中引用了不少双方的档案资料，包括英国外交部档案、信件等，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16〕。何炳棣的《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之起源》，观点独到，认为，“‘门户开放’的真正起源是在英国而不是美国”；“美国仅仅在华商业利益与‘门户开放’的原则暗相吻合而已”；美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受了英国的影响”〔17〕。范存忠在《十七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思想》中探讨了中国的思想如何传播到英国和西方的问题〔18〕。
    在这样一种总体的学术氛围中，中英关系史研究结出了硕果。30年代末一批中国留学生求学于英伦三岛，受到了英国现代史学的正规训练。其中两位学者，当时风华正茂，在中英关系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第一位是蒋孟引，他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素材，撰写了《中英关系：1856-1860年》（1939年完成），并因此获得了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第二位是王绳祖，他以马嘉里案（即滇案）发生的经过为题，在牛津出版了《马嘉里案和〈烟台条约〉》一书（1940年）。这两部著作都以大量的中英文史料，尤其是英方史料为基础，忠实地反映了历史真相；同时又都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揭露和鞭笞了英国侵略者，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正义感。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中英关系史的研究已进入成熟阶段。蒋孟引后来成为中国英国史研究的奠基人，王绳祖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奠基人。
    除中英关系史之外，这一时期在其他方面没有出现多少成熟的作品，但张忠绂的《英日同盟》（新月书店1931年版）和楼邦彦的《不列颠自治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是例外。前书属于国际政治学研究范围，但对英日同盟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了清楚的交待；后者则讨论了英联邦自治领各种法律地位的演变过程，该书资料丰富，学术性很强，其立论之清晰，阐释之透彻，说服力之强，时至今日也还没有多少书能超过它。实际上，到40年代，中国学者的英国史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持续的战争，终使有关研究不可能再深入下去。英国史研究学科要进一步发展只能留待下一个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