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问题是“圈地运动”。由于圈地过程延续时间长，所以在有关17世纪革命、工业革命等问题的研究中多有涉及。专门讨论圈地问题的主要代表作是：耿淡如的《英国圈地运动》〔27〕和蒋孟引在1963年写的《16世纪英国的圈地狂潮》、《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农民反对圈地的斗争》及《18、19世纪英国的圈地》〔28〕。两人文章的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圈地运动是通过对农民的剥夺为发展城乡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所表现的风格截然不同。耿文基本上是对圈地运动进行定性评论和价值判断，而蒋文则通过丰富的史料进行生动的叙述，观点明晰，且寓于史实之中，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实证史学功底。
    学界比较集中研究的是英国殖民史与侵华史。这方面的论文有严中平的《英国资产阶级纺织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经济研究》1955年第1、2期）、丁名楠的《略论英国商人为什么要把鸦片输入中国》（《历史教学》1955年第1期）、 周南的《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关系》（《历史教学》1955年第2 期）、 王绳祖的《英德关于殖民地的争夺，1884-1914》（《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 这些文章可以看做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殖民史和侵华史研究的继续，有所不同的是，新的研究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
    60年代初，中国开展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使原来以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中国世界史学科陷入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适应国际政治斗争需要，世界史学界包括英国史研究出现了将学术问题与政治斗争直接挂钩的倾向。尤其是英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开始大谈“复辟与反复辟斗争”问题，并就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红旗》杂志1962年第23、24期合刊发表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封建王朝复辟问题》一文。此文开门见山地指出：“反动统治阶级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它总是不甘心失败，总要千方百计地作垂死挣扎、反抗。即使他们被推翻以后，也要进行复辟，企图挽回他们失去的地位，因而新兴的阶级要彻底打倒腐朽的阶级，并确立它的统治，必然要经过反复、曲折、长期的斗争。”凡了解60年代“中苏论战”的人都清楚，本文是在影射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修正主义者”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苏联人民正在开展“一场反复辟斗争”的情况。
    相比之下，中古史研究则比较客观，既注重史实， 也考虑选题。 1956年《南开大学学报》第1 期刊登的喻松青的《英国大宪章历史分析》和辜燮高的《十一至十七世纪初英国的钱币问题》的文章就属于此类。辜燮高还于同年发表了《对英国上古、中古史分期的意见》，该文对英国上古、中古史的分期问题颇有见地。文章在“批判英国历史学家对英国史分期的主张”的同时，又对苏联的英国史教学大纲“提出意见”，指出苏联学者“不重视英国史的特点”，在分期问题上“大体同于世界史，连各小段也是如此”〔29〕。这一批评是比较客观的，在当时并不多见。此外，马克垚的《英国盎格鲁撒克森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蒋孟引的《英国封建化过程的特征》（《江海学刊》1962年3月号）、《15 世纪英国封建制度的危机》（《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等中古史论文， 史料丰富、论述精细、观点独到，体现了作者运用历史主义方法研究英国古代史的求实精神。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时期齐思和先生研究英国古代史的突出贡献。1964年，他在《历史研究》发表《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一文，这是他研究英国封建化问题的力作，全文约40000字， 广征博引，洋洋大观，提出了富有见地的观点。但作者在同意英国史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一派观点时，却又把另一派的观点说成“反动学说”，是为否定革命、歌颂改良的“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这种提法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但作者绝不是人云亦云者。他在对英国的封建化过程作了详尽考察后得出结论说：“英国的封建制度是从盎格罗·撒克森氏族社会瓦解的基础上直接过渡而来的，当中并未经过奴隶制度阶段”〔30〕；他还特别提到俄罗斯也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这就难免有否定当时人们习惯理解的“历史发展规律”之嫌，从而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埋下了伏笔。
    最后，还应提及蒋孟引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所做的工作。十几年中，他致力于英国史研究，著述范围涉及英国从古至今的历史，包括《英国奴隶社会问题》、《英国封建化过程的特征》、《16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条件和概况》、《驳斥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理由》、《英国从洛加诺到慕尼黑》等在内的一大批论文〔31〕，成为对英国各时期历史都有所著述的唯一中国学者；他在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于1965年以中文出版〔32〕，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英国史研究的学术奠基人地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英国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完全停止了。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小册子，但联系到当时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出版这本书的矛头所指就很清楚了。这种出版物严格说并不属于学术著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世界史学科逐渐进入繁荣时期。初期的英国史研究工作始于通史著述。最先出版的英国通史是程西筠、王章辉合写的《英国简史》（1981年）。该书只有130多页，内容不详， 研究也不深，但它毕竟是“文化大革命”后英国史研究迈出的第一步，对英国史研究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接着是多种通史先后出版，其中有陶松云、郭太风合著的《英国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一本供青少年阅读的普及读物，是学者将学术问题写成严肃的通俗读物的一次成功的尝试。之后是王荣堂的《英国近代史纲》。这是一部研究英国断代史中的代表作，它较完整地记叙了1640-1914年的英国史，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凡英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无所不谈”〔33〕。作为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英国近代史，可以说比较详尽、系统。根据当时中国学者研究的习惯，这部书偏重于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