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学者编写通史的基础上，由蒋孟引主编，辜燮高、王觉非参加写作的《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是迄今中国学者在英国通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最好成就。全书62万字，从英国远古时代一直写到当代。书中吸收了大量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打破了以往偏重政治史的写法，从多个角度再现了英国社会发展的全貌。本书的出版，改变了中国没有一本有分量的英国通史的局面，并为国内的英国史教学提供了一本较好的教材。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短短十几年里，在英国通史著述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令世人瞩目的话，那么在英国史论文写作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就更令人感叹。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发表的英国史论文只有2篇，1979 年11篇，1980年18篇；而到了1981年即猛增至53篇，以后每年均有五六十篇论文发表。从1981年算起，平均每年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约相当于“文革”前17年的总和。1980年，中国英国史研究会成立，这对英国史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研究内容来说，十几年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所统计到的1979-1981年的85篇论文中，有关英国革命问题的16篇，占论文总数18.8%；有关工业革命的9篇，占总数的10.6%；有关工人运动的8篇，占总数的9.4%；有关圈地运动的3篇，占总数的3.6%； 有关英国殖民与外交史研究课题的论文，占总数的17.6%。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传统研究课题仍是英国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然而在10年后，即1989 -1991 年的185篇论文中，有关革命的内容仅13篇，占总数的7.0%；有关工业革命的7篇，占3.8%；有关工人运动的3篇，占1.6%；专论圈地运动的只有2篇，占1.1%，四类加在一起只占总数的13.5%。相比之下，论述英国政治制度（立宪制度、政党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等等）的文章31篇，占总数16.8%；有关宪政改革的12篇，占6.5%； 有关政治事件（不包括革命）的10篇，占5.4%；有关社会史内容（宗教、妇女、 教育、阶级、社会政策等）的27篇，占14.6%；有关思想文化史的17篇，占9.2%。上述内容的文章占全部文章总数的52.5%。更可喜的是， 这些论文中出现了一些非常出色的选题，如李宏图的《阶级意识与阶级的形成--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之研究》（《世界历史》1990年第3期）、 杨豫的《论原工业化的解体》（《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 马孆的《19世纪英国大众闲暇活动浅析》（《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 期）、高德步的《16-17 世纪英国流民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等。 这表明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已经在向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靠近。
    从研究方法上说，实证的、注重史实的风气已成为主流，偏重观点而忽视事实的倾向已基本克服。新的史学分支，如社会史和计量历史学等已开始受到重视。从现有的英国史论文看，多数都是在阅读了大量书籍和史料之后写出来的，选题一般都比较具体、集中，泛泛而论的文章已不多见了。应当特别指出，在近十几年的英国史研究中，中国学者不再照搬外国的现成结论，而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重新审视。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英国政治制度史是学者们关注的主要课题之一。英国政治制度是怎样形成、发展的，有什么特点？其中是否有某些因素可以作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参考？这是许多人经常思考的问题。程西筠在《由恩赐官职到择优录仕--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一文中，肯定了文官制度的合理性， 同时指出19世纪英国议会改革的“历史进步作用”，从而开了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的先河。林志敏、冉隆勃、胡其安、王铭等也先后对英国文官制度的沿革加以考察〔34〕，胡康大在其《英国的政治制度》一书中还专辟一章加以介绍。学者之所以对英国文官制度产生了浓厚兴趣，是因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中有所借鉴”〔35〕。
    对英国政治制度的主体--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内阁制等，学者们更是注意有加。在这方面，又是程西筠先行一步。1981年，她发表了关于君主立宪和议会制度的文章〔36〕；1982年，《世界历史》第4 期发表了她的《评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同期还发表了钱乘旦的《试论英国各阶级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中的作用》。两篇文章都充分肯定了1832年议会改革的历史意义，认为这次改革是“英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正如程文指出的，改革“构成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上层建筑改革的先导或为之提供了前提条件”，因而对“促进英国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民主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两篇文章首先突破了史学界长期流行的关于肯定改革似乎就意味着“否定革命”的观点，从而推动了学者们对英国改革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此后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相继发表，如关勋夏的《十九世纪英国的三次议会改革》（《历史教学》1985年第2期）、 沈汉的《突变还是渐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模式辨析》（《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增刊）、杨玉圣的《论社会改革与英国历史进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 期）、刘超雄的《论本世纪初英国自由党政府的社会改革》（《世界历史》1989年第1期）、陈仲丹的《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 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等等。经过近10年的研究， 学者们对英国改革问题已基本形成共识，即认为英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以改革的方式实现的。改革与革命一样，也是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对“改革”问题达成基本共识的前提下，学者们又对英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开始了探讨。钱乘旦、陈晓律的《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一书对此进行了尝试。该书指出，现代英国的一切，都是对立的历史因素经过长期激烈的冲突最终达成融合而逐渐形成的，“与其他国家一样，在英国的历史上也充满斗争；所不同的是，斗争的结果在英国不像在某些国家那样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双方都在斗争中自我更新，最后融合成一种新文化。”英国发展道路充分体现了这种在冲突中融合的特色，它“推动英国率先敲开现代文明的大门”〔37〕。这些观点，已基本上被学术界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