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提供劳役到支付货币的转变一般完成于14世纪中期。在一些教会地产上甚至延迟到15世纪，而在王室领地却早在12世纪已经发生，1178年问世的《斯卡卡里奥的对话》（Dialogusde Scacario）可证实这一点。诺曼征服以后的相当一个时期，王室的日常必需品供应直接取自其所属的各个庄园，王室的官吏准确地知道：小麦取自何处，各种肉类乃至马料或别的必需品取自何处等；支付兵饷或其他事宜的货币，则来自王室法庭和市镇。这种情况自威廉一世始，至亨利一世之时止。当时亨利为镇服远方的叛乱，不得不渡海远征，因此急需货币补充战费。大约在同一时期，王室领地上的维兰农民开始集于朝廷请愿，或在国王的旅途中拦截谒王，陈述劳役的种种弊端和送缴粮畜的种种困难。“国王倾耳垂听他们的陈述，经与大臣商谈后，任命能担当此事的最好人选数名，派他们巡察全国各庄园，又按货币估计所缴实物的价值”，自此，王室主要以货币形式征租。（注：参见阿什利《英国经济史及学说》（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61～62页。）
    但据科斯敏斯基考察，货币地租正式流行还是在13世纪，占据主导地位则已到14世纪中叶。H·格雷根据《庄园收入调查书》所作出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他总共引证了521个庄园，这些庄园或多或少地分布在全国各郡中，而且包括了世俗和教会地产。他指出，在1334-1342年间，沿波斯顿到塞文河口一线上，几乎没有发现多少劳役制度，或者说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痕迹。东南部的肯特郡也不存在这种制度。在除肯特郡以外的东南部地区，格雷具体考察了309个庄园，结果发现其中一半以上没有劳役地租，或者只存在一点点，充分发达的劳役制度只存在于1/6的庄园中。格雷最后的结论是：到14世纪上半叶，尽管各地区发展不一，但平均起来，大约只有不到1/3的庄园里还存在着劳役制度，而且业已衰微；从而货币地租已占主流。（注：H·C·格雷：《黑死病前英国维兰地租形态的演变》，载《英国历史评论》，1914年，第29卷。）
    米勒等所作的个案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状况。在伊利主教地产上，1298-1299年度的岁入总数为3500英镑，其中1400镑来自领主自营地；1700镑来自佃户的货币地租；还有400镑来自任意税、迁入税、法庭款金等。如果将后一组收入也纳入货币地租，那么，这一年主教地产的现金收入中，佃户交纳的货币地租已超过60%，这个数额比该地产1258年的货币地租量增长了60%。又例如在温彻斯特主教地产，13世纪中叶以后领主自营地的粮食收入处于下降趋势，而岁收中货币地租的比例却明显增多。这与实行货币租的新垦地增多有关，但主要还是劳役进一步折算的结果。米勒估计，从1253年至1348年，温彻斯特主教地产上的货币地租增长了7倍。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康沃尔，货币地租更是占据了绝对优势：1296-1297年间康沃尔伯爵从他分散在各处的庄园上共收入4700英镑，其中来自领主自营地上的农产品收入仅占这个总数的10%。（注：米勒等：《中世纪英国的农村社会与经济变迁》（E·Miller & J·Watcher,Medieval England-Rural Society and Economic Change），201～203页，伦敦，1980。）
    即使在劳役地租仍然占统治地位的庄园里，由于封建主不断地把原来为其服役的周工日“卖掉”，而使劳役制逐渐削弱。例如，1319-1320年，艾利大主教的多哈姆庄园就出卖了13个冬季工作日，每一个工作日以1/2便士计；在720×（1/2）打草和收割工作日中，出卖了110×（3/4）工作日，每个工作日以1便士计。1250年领主出租了一部分自营地以后，上述卖工现象明显增多，不久，维兰的定期劳役全部被临时雇佣的短工代替。（注：米勒等：《中世纪英国的农村社会与经济变迁》（E·Miller & J·Watcher,Medieval England-Rural Society and Economic Change），124页，伦敦，1980。）通过这样的方式，到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在维兰劳役负担较重的少数郡里，劳役制也在逐渐消失。黑死病以后，由于劳动力奇缺因而有利于劳动者地位的改善，劳役折算的发展尤为迅速，最迟不过15世纪中期，定期的劳役制度几乎鲜为人知。不过，周工制度消逝后，“布恩工”惯例即在收获季节里佃户向领主提供帮工的义务，仍然保留了很长一个时期。因为在农业特别繁忙的季节里很难及时雇到劳工，所以维持佃户履行几天收割或耕种的义务是相当有价值的。即使这极有限的义务，在15世纪中期以后也变得十分稀少。
    没有社会生产力以及一系列社会条件一定程度的发展，货币地租的转化及其广泛推行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证明：早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农民的义务就由两部分构成，除劳役外还有“甘夫尔”，甘夫尔就是一定数量的货币缴纳。关于它的起源，英国早期庄园史专家西伯姆认为，一个到庄园来定居的佃户可从封建主那里领到一雅得份地（yardland），同时取得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包括两头耕牛、一匹马和部分麦种。因持有份地，须提供劳役，因领有生产资料，而缴纳甘夫尔。（注：西伯姆：《英国农村公社》（F·Seebohm,The English Village Community），142页，剑桥，1926。）不过这种货币义务比例较小，而且迟迟不得发展。罗马帝国屡次试图将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都遭到了失败，是又一例证：在试图至少把实物地租中作为国税存在的部分转化为货币地租以后，又恢复了实物地租。又如古代中国很早就出现货币地租，但直到鸦片战争前，实物地租仍占统治地位，货币地租不过是一种补充形式，也表明了这种转变的困难。可见，货币地租的出现并不困难，但它的充分发育和普遍推行却不是孤立或偶然因素所致。它既不取决于封建主或佃户的个人意愿，也不取决于一时或个别地区的经济繁荣，而主要由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的程度所规定。任何一种经济形态中，可能都不免有商品流通的某些因素，但那些因素并不能决定经济活动的基本方向，仅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就像货币地租是劳役或实物地租的补充一样。从补充物转为主导体，有待于整个社会条件的变化。
    从经济观点讲，这一变化至少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数量比较显著的发展，二是雇工阶层的比较显著的发展。而这两个条件又受制于一系列社会条件的变化。先说第一个条件，假如没有较高的农业生产率，就不会出现大量剩余，也就没法谈到一定规模的商品流通和货币交换。同时，不仅有较高的剩余，还需要农民个人有力量较多地掌握一定的剩余产品，从而生产者直接、普遍、频繁地参与市场交换活动；否则，即使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有了一定的发展，可农民手里不真正地持有一定量的货币，仍然不能构成货币地租流行的直接条件。何况在封建时代，没有广大农民大量地参与商品和货币交换，流通领域的发育不可能是丰满的，其发展也不可能是显著的。正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来自海外和王室铸币厂的货币持续进入需求旺盛的流通领域，然后流入千百万因出售剩余产品而赚取通货的维兰农民手里。此外，商品货币流通的发展，还与英国城市和地方市场的建立，以及农业以外的其他产品的开发等有关。其二，12～14世纪期间为封建主自营地提供自由劳动力的数量也在明显增长。最初，在货币地租逐渐取代劳役地租的庄园里，那些少地或无地的茅屋小农常常被领主长期或短期雇佣；继而是逃亡农奴，他们从一个庄园跑到另一个庄园寻求自由，往往成为雇佣劳工的新来源；最后，随着劳力自由流动合法化及其流动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流动的客籍民越来越多，雇佣队伍的来源不断扩大。实际上，雇工队伍在许多村庄已发展成相对独立的阶层，劳役折算的第二个社会条件也满足了。
    当一个维兰的劳役转为货币地租时，他的地位明显提高了。一个农奴的主要特征是劳役内容的不确定性，虽然他服役的天数和日工作量受到庄园习惯法的限制，但在服役时间里他必须接受封建主的任何指派，从事封建主喜欢让他做的各种活计。可当劳役一旦转化为一笔固定的货币，所有不确定性都结束了。只要他按惯例付足那份“年度税”，不论何时何地他几乎都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维兰劳役折算后的“年度税”与自由佃户交给封建主的货币地租，起源完全不同，不过就货币量本身及其后果而言，没有多少区别。所以此时维兰尽管在法律身分上仍然是个农奴，但在实际地位上更像一个自由人。
    农民的这种解放比城市的解放涉及到的人数多得多，它是英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由奴役地位走向自由劳动，始于13世纪，大体上完成于伊莉莎白女王时代。农民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赢得了对自己劳动的自由支配权，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权利。它一方面削弱了基于传统的土地占有方式上的社会组织，一方面为工资--契约关系开拓出相当大的发展余地，从而在生产关系上为现代工业的发展铺平道路。当伊莉莎白王朝法律宣布，不承认庄园主有权处置任何一个佃户人身或扣押其牲畜时，意味着普通法取得了最后胜利，至少在形式上表明所有人只有一个法律，而那样的法律承认：人是生来自由的，并且应当继续保持这种自由；人身是自由的，农民可以支配他自己。那时的福尔特斯鸠完全有理由说：“我国的老百姓无论比哪一个基督教的或是异教国家的老百姓，都要吃得好、穿得好。”甚至一些最贫苦的阶级也可以这样自豪地说：“从其他国家来到这里的任何奴隶或农奴，只要一踏上这块土地，就会变得和他的主人一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