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特征的商业网的酝酿
    16-18世纪通常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它以大西洋为中心。这一发展态势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14、15世纪里逐渐孕育而成，是城市资本主义起源又一重要贡献。
    所谓近代特征的商业网，主要指以下两点：一是具有贸易中心的国际商业网；二是贸易的国际分工。这样一种商业网是14、15世纪时酝酿而成的。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商路一边伸向世界各地，一边伸入西欧各国。基于西欧与非西欧国家或地区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已出现，即西欧主要输出工业品，而非西欧国家和地区则主要输出粮食和原料。在这两个世纪里，特别是15世纪，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欧的这一发展趋势：
    1.西欧经济活动中心出现西移趋势，从直布罗陀经英吉利海峡到北海一带的城市和工商业逐渐繁荣起来。13世纪末，地中海经直布罗陀海峡到北海的航线开通，葡萄牙日见重要起来，“随着西地中海逐渐与东地中海贸易相脱节，随着威尼斯的优势地位转化为垄断，意大利的部分工商界在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推动下，逐渐转向西方的巴塞罗那，尤其转向巴伦西亚、摩洛哥沿海、塞维里亚和里斯本。里斯本因此变成国际商埠”。（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145页。）
    2.西欧西部出现一批特大型（相对于中世纪西欧城市规模而言）的、具有强大辐射力的工商业城市，而专注于地中海贸易的意大利城市在这一时期末经济上出现衰败迹象。如被称为“北方威尼斯”的布鲁日“此时成为真正的‘世界市场’，甚至超过威尼斯所曾起过的作用”。（注：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41页。）
    历史上相对落后的伦敦这时期的发展非常引人注目。据1337年的人头税统计，伦敦的财富比当时英国最大的省一级城市布里斯托尔、约克多3倍，约为考文垂的5倍，诺里奇的6倍。1520年的税收统计说明，伦敦已比诺里奇富10倍，比布里斯托尔富15倍以上。1334-1515年，伦敦绝对意义上的财富增加15倍，从占全国财富2%上升到8.9%。（注：汤姆森：《中世纪英国的转变，1370-1529》（J.A.F.Thomson, The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England 1370-1529），伦敦1983年版，第48页。）
    伦敦的这种超常发展，主要源于工商业活动的增长。1424-1425年，伦敦出口的呢布占全国呢布出口量的46%以上，到1474-1475年已达72%，1524-1525年增至81.75%。羊毛出口也是这样：1374-1375年和1424-1425年间，伦敦出口的羊毛占全国羊毛出口量的40-45%，1474-1475年超过50%，1524-1525年达到66%。此外，14世纪后期伦敦进口的食盐占全国进口量的13.5-15%，这时埃克塞特、雅茅斯的食盐进口量也占同样比例，到15世纪末，伦敦已占71%。（注：汤姆森：《中世纪英国的转变》，第60、61页。）这个时期，欧洲西部海岸一带的布鲁日、巴黎、里斯本、塞维利亚也都出现了超常发展。
    有一种意见认为，伦敦的这种超常发展是靠它作为首都的地位及它享有的多种特权。我们认为应重实际而不重形式。个别特大型的工商业中心的形成，是近代经济开始发展的标志，没有它们来发挥龙头作用，形成巨大的辐射力，就不会有近代经济发展所需的国际、国内的商业网和金融中心。此外，西欧中世纪的君主给市民的各种特权，在一定时期内正是资本主义得以萌发、壮大的必备条件，因为市民既可借此聚敛财富，又可按自己的要求发展经济。
    总之，这种特大型城市的出现是14、15世纪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因为只有这种城市才具有雄厚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能力，才具有对人才、资金的强大吸引力，使它们从四面八方汇合在一起，在开辟世界市场、征服异族的过程中发挥综合作用。
    3.与上述发展趋势相一致，西欧人在大西洋上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有组织性，15世纪末终于发现“美洲”并到达印度。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发展，已有过较详细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注：王加丰：《“地理大发现”的双重背景》，载黄邦和、萨那、林被甸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当然，说西欧经济中心开始西移，不是说这时期西欧其他地区没有发展，14世纪以来，南德意志走向充分繁荣。但总体上讲，执未来经济发展之牛耳的均是西欧西部的城市。意大利城市的不同命运更是明证，威尼斯和佛罗伦萨15世纪后期经济上开始出现衰败迹象；而热那亚在地中海与威尼斯等城市激烈竞争时，13世纪就开始关注于大西洋方面，15世纪后期毅然“舍东方而取西方，舍黑海而取大西洋”，利用自己的雄厚资本，16世纪时一度成为欧洲金融中心，“不露声色地统治欧洲”。（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171、173页。）
    近代特征的商业网的酝酿，意味着西欧经济发生激烈的重组，一些城市繁荣起来，而另一些原先繁荣的中心衰落。城市盛衰是这时期历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些贬低城市在资本主义起源中起作用的人常常以衰落中的城市为依据。本文不想全面介入这一问题的争论，反而想指出：这时期的城市衰落有多种原因，但它也是近代特征的商业网酝酿中的反映。理由如下：
    首先，个别特大型城市的出现为建立近代特征的商业网所必须，而这种城市的形成需要超常规的发展，所以它们的发展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以一些旧中心或城市的停滞、衰落为代价。它们的迅速发展不仅得力于总体的发展，还得力于吸收其他城市的资金、人才、工商业活动。就英国来说，“伦敦所需要物资的供应，意味着它在利用日益扩大的腹地”，“伦敦的成功，……影响了约克、布里斯托尔、赫尔、波士顿和其他城市的命运”。（注：博尔顿：《中世纪英国经济》（J .L .Bolton,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吉尔福德、伦敦1980年版，第254、267页。）同样的道理，考文垂的繁荣部分地以牺牲附近的瓦韦克为代价，布里斯托尔则吸收了巴斯的呢布贸易，“主要的中心常靠较弱的邻居”来发展。（注：艾布拉姆斯、里格利主编：《各社会形态下的城市》（P.Abrams and E.A.Wrigly eds.,Towns in Societies），剑桥1978年版，第167页。）约克的命运非常典型，它本来是英国第二大城市，仅次于伦敦。但15世纪初，它出现不祥的迹象：纺织业人员纷纷迁往农村；羊毛贸易衰落，呢布出口没有增加；其商人在汉萨商人抵制下无法进入北海，在与低地国家的贸易中又无法对抗伦敦压倒一切的竞争优势。约克的纺织业主要是迁往西区的村庄里，它本来可以担当西区农村呢布销售和外运的中心角色，但西区的呢绒商却绕过约克而直接与伦敦来往，把呢布卖给伦敦商人，并从伦敦买回原料。（注：博尔顿：《中世纪英国经济》，第247-248页。）这样，约克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酝酿中的商业网与具有经济发展前景的地区或原工业化兴起地区关系密切，在这些地区很快出现了中小城市群体。有的论者把这些新城市的兴起看成农村具有生命力而城市缺乏生命力的依据，未免形而上学。其实，（地方的、地区的、民族的、国际的）经济中心的转移是常会发生的，不能因新中心的兴起而否认老中心的历史地位，也不应再把新中心继续看成是农村。新中心的兴起，正说明城市在社会经济中有其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再说，这种兴起，也不纯是“农村的变化”一种原因所能解释清楚的，比如，伊比利亚半岛上一些城市在中世纪后期的勃兴，与海上活动有关。考虑到这种情况，有人说得有道理：如果说那些新兴的贸易中心是繁荣的，那就应该说，不是城市重要性的降低，而是这种重要性的转移。（注：施拉特主编：《1966年以来关于英国历史的观点》（R.Schlatter eds., Recent Views on
    BritishHistory,Essays o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66），新泽西新不伦瑞克1984年版，第42页。）
    酝酿中的商业网与城市盛衰的关系还表现在：随着经济发展，交通条件改善，运输速度加快，城市网络中一些次要点会被淘汰。布罗代尔说：“甚至毋需改变交通路线，只要速度加快，有些站点就要被越过，失去作用，因而衰落消亡”。当然，这些点之间也存在一个相互竞争的问题。布罗代尔还说：在地理大发现前，经济变化“把城市网络的次要点拖得精疲力尽，而主要点却从中得益”。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各主要点组成了世界性的市场网络，“于是这一以大欺小的活动重新开始”。（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601-602页。）
    可见，城市盛衰是近代特征的商业网在形成中的反映，也是这时期城市充满生气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