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最后一次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楼顶降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自行解体了。这一重大的戏剧性历史事件给世人留下了无穷的思考。从世界历史上看，大凡一些庞大的帝国，最后的崩溃和解体虽然都由于内部各种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长期发展和尖锐化的结果，但大多也离不开外力的激烈冲击，或是外族的入侵（如拜占廷帝国、阿拉伯帝国），或是战争和革命（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像苏联这样的大国，在并没有明显的外力冲击的情况下自行解体的实属罕见。虽然当时苏联也面临冷战和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策略的压力，但这显然构不成对它的严重威胁。因此，对苏联的解体就更需要从它的内部来寻找原因。要想科学地认真解答这个问题绝非朝夕之功。这需要从众多方面在掌握大量可靠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扎实的研究。显然，对当代这个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其意义之迫切是不言自喻的。可是，我们这里并不准备，也不可能对这整个问题进行探索。我们只准备涉及其中的一个或许并非不重要的方面，即苏联的历史学。事实上历史学在苏联的解体中起了明显的作用。在苏联解体前出现了所谓的“历史热”。这股“历史热”来势汹猛，引起了苏联全社会对过去历史的重新全面审视和激烈争论，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世界上实属罕见，结果无疑对苏联的解体起了某种摧化的作用，因而很值得对此作些考察。
    对我们的考察有利的是，苏联的解体不仅向世人提供了需要思索的课题，而且也暴露了苏联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从而为进一步的探索创造了条件。这对苏联的历史学来说同样也是如此。有很多问题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比较切合实际地进行了解和研究，有很多情况和资料只有在今天才为世人所知。虽然这个过程现在或许还只是开始，但已经有可能使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对这个问题进行哪怕只是初步的考察。此外，这个研究课题在俄国国内和国外（尤其在俄国国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值得我们参考。
    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开始了“改革”（иерестройка）时期，在“新思维”、“公开性”的推动下，苏联过去的历史几乎受到了全面的重新审视；过去的历史学也被大加挞伐。这时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一方面，过去的“禁区”纷纷被打破，过去外加给历史学的种种限制不断被突破，开放的档案越来越多，对历史研究的“行政干预”和对历史学家的“政治迫害”的不正常情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变，这样就为了解过去苏联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并进行深入认真的研究和反思提供了可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另一方面，这时出现的种种关于历史问题的著作、文章、言论，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实际上是良莠混杂，泥沙俱下。这就要求我们以清醒的头脑和谨慎的态度认真进行研究和鉴别，切忌简单从事。
    苏联“历史热”的兴起有一个过程。从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的需要来说，他主要采用两个手段，即制造舆论和撤换干部。制造舆论是为了与过去领导的错误划清界线，为自己提出的社会主义概念正名，为推行自己的改革路线扫除障碍，并为博得西方国家的更大支持。在制造舆论中，重新审视历史，改写历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以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充满“新思维”的改革家的形象出现。虽然这种否定前任领导的做法并非戈尔巴乔夫的首创，赫鲁晓夫的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否定赫鲁晓夫无不如此，但是戈尔巴乔夫显然力图证明他与他的前任们不同。他这次要进行的是“彻底的”“货真价实的”“改革”。因而在否定前任领导，改写历史方面，他比他的前任做得都要彻底。他不仅否定除了列宁以外的所有主要前任（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而且把这些前任的错误不只归咎于他们的个人品质，还明确地认为斯大林的“清洗”不是错误而是罪行。这就不仅要对几乎全部苏联历史进行改写，而且必然要涉及对苏联制度和体制的重新估价问题。
    苏联的历史，主要是十月革命后的历史，自30年代初史学界的政治批判运动以后，特别是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经有了一套基本上固定不变的框框和解释。这里面的确有许多隐瞒历史真相和伪造历史事实之处。1956年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后，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松动，一些问题得到了重新讨论，但很不彻底；而且这个所谓“解冻”期并不长，在勃列日涅夫于60年代中期上台后史坛又变得十分沉闷。一些试图提出新看法的史学家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这种沉闷的状况一直延续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而且这种状况并不只局限于史学界，而是整个思想文化界。
    本来，苏联史学中存在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这里牵涉到如何正确处理好史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与现实等的关系，以及如何克服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按照史学本身的特点和要求发展史学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既是本身比较复杂的，又是在苏联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解决起来自然难度较大。这就需要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随着国内整个“改革”的进行而逐步予以解决。如果一轰而起，全盘否定，简单地为当前“改革”的政治需要服务，那就不仅从实质上依旧重复了过去的错误，而且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苏联出现“历史热”的现实恰恰说明了这点。
    还应注意一点，即长期在苏联史学界形成的僵化、沉闷、压抑的局面不是轻易容易改变的。对苏联历史的一套固定解释也不是轻易容易掀翻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解冻也非一日之功。自80年代中期“改革”开始以后，在对苏联历史的重新解释和对民众的历史意识重新教育方面，走在前面的不是史学家，而是文学艺术家。开始是过去被禁的涉及苏联历史的文学作品的解禁出版，接着新创作的有关文艺作品就大批涌现。1986年底，亚历山大·别克被禁的描写斯大林时期高级工业管理人员官运的小说《新任命》出版。紧接着在1987年初，莫扎耶夫、雷巴科夫、杜金采大、格拉宁等过去被禁的描写斯大林时期的小说相继出版。影响更大的是亚历山大·特瓦尔托夫斯基的长诗《回忆的权利》。这首诗是写诗人的父亲特里丰在1931年被作为富农遭到流放的遭遇。诗原写于1969年，在当时未能发表。这次在两大主要文学刊物《新世界》和《旗帜》上发表，引起轰动。两大刊物载有这首诗的那期印数达到680,000份。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纪念她的于1937年被捕的儿子的诗《安魂曲》也被解禁。当时反响最大的作品是被允许向广大民众放映的格鲁吉亚的影片《忏悔》。这部影片以寓言方式影射斯大林的专制主义。1987年还出版了雷巴科夫的被禁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这些作品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促使人们，包括年轻人去关注苏联过去的历史。在1987年，《文学报》（一周一期）的印数达到3,100,000份。“人们从早晨6时起就排着长队去购买这些出版物，然后一个一个地传着阅读。”（注：苏联《文学报》，1988年9月14日。）
    按照一位俄国史学家的看法，苏联的作家、诗人和哲学家都有不少过去被禁或在境外发表的作品，现在可以被解禁出版。这说明在过去的高压下他们没有搁笔，而史学家的情况却不同。他们书桌的抽屉是空的，拿不出这种过去被禁的著作（注：参见А。Я。戈列维奇：《历史学家的双重责任》，载俄国《近现代史》杂志，1997年第5期，第69页。）。然而对于戈尔巴乔夫乃至广大读者来说，要重新了解苏联过去的历史光靠文学作品是不够的。戈尔巴乔夫需要历史学来制造舆论推动“改革”，需要用新的历史知识来改变民众的意识。广大读者自然希望了解更多的历史真相。然而，史学界的行动显然比较迟缓，跟不上形势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苏联领导人的推动才能使“历史热”逐渐兴起。
    在1986年底以前，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场合对苏联过去的历史，包括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还是采取比较谨慎、平稳的说法。如在1985年5月纪念二战胜利40周年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肯定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和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巨大工作。有意思的是，当他的肯定引起长时间的鼓掌时，他自己却没有鼓掌。这个行动或许正反映了他的真实态度。在1986年2月党的27大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只是承认党没有避免政策中的错误和各种主观主义的偏差。（注：参见俄国《真理报》，1986年2月26日。）然而，暗地里的变化却在悄悄地进行着。1985年，对赫鲁晓夫时未平反的一些党员的案件开始进行甄别调查，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分子。1986年底，随着许多被禁的文学作品的解禁，民众对历史的兴趣已开始被唤起。这时，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也走到前台，公开号召对历史的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