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6年11月举行的全联盟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等当时的苏共领导人都作了讲话，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各类社会科学的基本教科书在叙述原则问题时存在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枯燥无味的毛病，因此必然根本重写（注：参见《苏共27大和社会科学教研室的任务》，198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22、256页。）。1987年2月，在编辑和其他媒体领导人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公开确认，在苏联历史的研究和评论中存在许多“禁区”，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当有任何空白点”。他号召不要掩饰历史上的错误和困难。他说：“历史应如实地看待。那里什么都有，有错误，有艰辛，但是国家在前进。以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为例。这是现实，是生活。这是人民的命运，矛盾重重和成功与错误并存的命运。”（注：《真理报》，1987年2月14日。）
    戈尔巴乔夫强调“历史应如实地看待”。这种对历史的看法有点类似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的“如实直书”的主张。戈尔巴乔夫还说：“对我们来说，掩饰历史是不允许的。历史已经存在。唯一要做的事是正确地把它表现出来。这与我们的诚实、责任心和科学方法有关。”“真理只有一个。我们不能把它分成几段。我们的历史已在那儿，我们必须真实地了解它和理解它。”（注：《真理报》，1988年1月13日。）与兰克还有一点相似的是，戈尔巴乔夫也强调要用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他在1988年中央2月全会上说：“公共舆论的急不可耐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希望尽快看到我们过去的被掩盖的内幕的愿望。然而，这不能成为出现鲁莽的陈述或轻率的评判的理由。这些鲁莽的陈述和轻率的评判只会导致得出肤浅的不能反映全部复杂过程的结论。不向普通公众提供真正科学的研究成果，而是提供随意猜测的作品是不允许的。这只会掩饰真理而不是揭示真理。我们必须避免它。”（注：《真理报》，1988年2月19日。）
    这说明戈尔巴乔夫在当时已看到社会上出现了对历史采取轻率态度的作品或谈话。他也不赞成这种轻率态度。实际上，他当时采取的是一种理想的然而又是不现实的态度。显然，他提倡要如实地对待和表现历史，重点是指要揭示历史上的错误和艰辛，要填补“历史空白点”；同时他又希望这种揭示要有分寸，不能过度。也就是说，一方面，他号召对过去的历史重新审视，认为这是当前“改革”的需要。如他在1987年7月和1988年初的讲话中都强调研究和分析历史是与“改革”的需要直接相联的（注：参见《真理报》1987年7月15日；《真理报》1988年1月13日。）；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对历史的重新审视有一定的限度，不要否定过多，更不要全盘否定。可是这个限度是很难具体掌握的。戈尔巴乔夫本人在1987年夏完成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肯定了工业化，对集体化虽承认它是有毛病的，存在严重的冒进和方法及速度上的错误，但又认为没有集体化，国家就不可能继续前进（注：参见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2页。）。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成功。他无法让别人都按照他定的调子走。事实上，例如尖锐批评和根本否定集体化的文章仍不断涌现。
    戈尔巴乔夫设想的有限度的“公开性”和“填补空白点”，在当时的现实中是无法做到的。这里有公众发动起来后就很难控制的原因，就如同一旦妖魔从瓶中放了出来就很难收回去一样。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复杂原因。之一是，在苏共领导层中，在政治局内，在重新审视历史的态度上是不一致的。克格勃首脑切布里科夫和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都反对对历史的“片面态度”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切布里科夫警告说，帝国主义的密探正在赞助一些作家去丑化苏联的历史（注：参见《真理报》，1987年9月11日。）。同时，社会上反对丑化苏联的力量也不容忽视。最明显的例子是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在《苏维埃俄罗斯报》1988年3月13日发表的信《我不能放弃原则》，安德烈耶娃声称，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引起了轩然大波。4月5日，在利加乔夫不在莫斯科之时，《真理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指责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是反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后来，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声称《真理报》的文章是“我们政治局的纲领”（注：参见《苏维埃立陶宛报》，1988年8月14日。）。在这样的激烈对抗和争论中，原来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想给“公开性”和“填补空白点”一定限度的人，也不能过多强调要有限度，从而使对历史的重新审视越发失去控制。
    另一促使审视历史运动越演越烈的因素是对历史案件和历史人物的不断平反。1987年7月16日，苏联最高法院为在1931年、1932年和1935年被判刑的15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平反，其中包括恰亚诺夫、康德拉契耶夫、利托申科等学者。最高法院还宣布与这些学者的案件有关的所谓“劳动农民党”并不存在。然而，1930-1932年间作为这个并不存在的党的党员被捕的人在一千以上。影响更大的是对政治人物的平反。1988年2月4日，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决定撤销1938年对布哈林、李可夫、拉科夫斯基等10人的判决。在这之前，同一案件中的克列斯京斯基、格林科等10人已被撤销判决。在这个案件被判刑的21人中只有曾任内务人民委员的雅哥达未被平反。不久，因“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罪被判决的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8人也获平反。接着，在30年代莫斯科第一次和第二次审判案中被判刑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等32名老布尔什维克也被平反。在此之前，1950年的“列宁格勒案件”已被彻底平反。至此，只剩下一个托洛茨基了。他的情况比较复杂。托洛茨基虽然未被正式平反，但已有人呼吁要为他恢复名誉，或者主张如实地恢复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例如，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政府于1988年6月17日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主张为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所有根据虚假的证据遭到镇压和被指控的人”恢复名誉，并声明为托洛茨基平反并不意味着赞成他的主张。历史学家沃尔格戈诺夫在一篇题为《革命的魔鬼》的文章中认为，有证据表明，托洛茨基在他为党积极工作的年代（1912-1924年）并不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敌人。他写道：“必须公正地对待托洛茨基。他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被斯大林的专政制服。他到生命终止都是尊敬列宁的。”（注：《真理报》，1988年9月9日。）1988年7月10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拉科夫斯基（曾为托洛茨基的亲密助手）和除雅哥达以外的1938年3月被判刑的党员被恢复党籍。党史上的这许多重要人物的平反和恢复名誉必然会引起对整部历史的改写，而且极大地加速对整个苏联历史的重新审视。
    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对苏联的“改革”和重新审视历史的运动都起了推动作用。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强调“改革”要以列宁的准则为基础。他把当前的“改革”和列宁年代联系在一起，完全跳过了斯大林时期及其行政-命令体制。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强调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指出在当前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中，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关键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还驳斥那些阻止重新审视历史的努力，认为把当前恢复真相和公正的做法说成是“冲掉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原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是不对的。他强调指出，绝不能允许改革和公开性被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绊脚石绊倒，被某些人的偏见和个人野心绊倒，因为“这是与国家和社会主义命运攸关的”。虽然在这次代表会议之前、之上和之后，关于重新审视历史的问题依旧存在着争论，但整个形势显然已朝着更激进的方向发展。不久之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成为总统和利加乔夫的转而分管农业，“改革”中的激进派的立场得到加强，对历史的激烈批判的做法得到鼓励。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开始执政时是否已有明确的重新审视历史的计划和对斯大林时期的激烈批判的看法，还是在以后由于受形势发展的影响而不断改变自己的看法，这点由于缺乏可靠的资料而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意识到要推行自己的“改革”路线，必须要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必须要改变民众的历史意识。正是在填补“历史空白点”、“公开性”等口号下在苏联社会上掀起了自上而下的“历史热”。看来，“历史热”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泛，所达到的规模之巨大，特别是所造成的后果之严重是他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