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苏联职业历史学家中，这类“激进派”在观点上并不一致，因此更难确定他们的数量。大致说来，在“改革”初期，像阿法纳西耶夫那样的“激进派”在职业历史学家队伍中只是极少数，后来越来越多。问题在于，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这种划分本身只是相对的，甚至很难作出准确的划分。学术上的分歧和派别与政治上的政党不同，很难区分准确的界线。我们在此介绍洛戈诺夫的看法，绝不是以他为准，而只是想以此为例来表明当时苏联史学界的复杂情况。有一点可以肯定，有着70多年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苏联历史学，即使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复杂情况下，也不是一下子就轻易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有不少学者或者直接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真的反思、总结和新的探索，或者结合苏联的具体历史进程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思考和解释。这种情况直至苏联解体以后仍然继续存在。不管他们的具体结论和成果如何，是否都符合实际，他们的这种精神总是可贵的，他们的思考和结论也值得我们重视。但也必须着重指出，从整体来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和“历史热”的发展，受到来自上下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本身长期以来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问题也就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时不仅在组织和队伍上分崩离析，而且其威信也一落千丈。随着苏联的解体，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整体也寿终正寝了。这个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苏联解体以后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一方面，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在某种程度上依旧信奉、赞成、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的仍大有人在。公开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有不少。例如莫吉利尼茨基就明确指出，要克服俄国史学当前的落后状态，既不能简单地照搬外国史学及其逻辑-方法论研究成果，这样做只会导致俄国史学方法论脱离主流的地方习气的加重，因为会使它永远处于学生的地位。“同样地，也不能同意近来在我们这儿抬头的全盘否定唯物史观的看法。它把唯物史观说成是从一开始就是残缺不全的，或者无论如何是不可救药地过时了的，是不能回答当前现实的，因而不仅不能促进对过去的科学认识，反而是绝对起妨碍作用的。”（注：莫吉利尼茨基：《我国史学中方法论研究的某些结论和前景》，载《近现代史》1993年第3期，第17页。）俄国科学院历史学部负责人科瓦利钦科院士在撰文强调实现“理论-方法论综合”的重要性时，特地指出不应简单地抛弃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这种不是昙花一现的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并把这种方法推广去研究历史”，又说：“需要的是思想和方法的综合，而不是机械地把其中一些抛弃（就像目前最积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那样），也不是用另一些（最经常是用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来取代它们。”（注：科瓦利钦科：《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论问题--关于新方法的思考》，载《近现代史》1993年第3期，第5页。）自然，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也甚于过去。例如，伊斯坎德罗夫就撰文全面地批评科瓦利钦科上述文章，说它表明俄国科学院历史学部的情况没有什么改善，并说它坚持“保守思想的传统”。伊斯坎德罗夫一再强调：“俄国历史科学的危机直接与马克思主义危机有关，与作为历史认识、历史研究和历史解释的唯一正确的和无所不包的方法的唯物史观的危机有关。”又说：“马克思主义危机，特别是它的唯物史观方法的危机并非自昨日始，不理解这点就意味着闭眼不见今天历史科学实际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的情况。”（注：伊斯坎德罗夫：《21世纪前夕的历史科学》，载《历史问题》1996年第4期，第11、8页。）
    对苏联解体后的史学状况，阿列克谢耶娃指出：“1991年以后开始的对俄国历史的重新审视，确切些说应是重新改写，实际上其政治化和倾向性，并不比60-80年代差。对许多历史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改写的号召具有投机性。有人公正地指出，‘我国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从他们的西方前辈们那里接受的不是其好的传统。’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极端的挑衅形式，经常与对20世纪历史进程理解和解释中的历史无知和缺乏职业素养结合在一起”，而这个特点决定了新的揭发派作者们大部分作品的内容（注：参见《20世纪的俄国史学》，第85页。）。自然，不难想象，像阿列克谢耶娃这样的“学院派”的观点不可能得到被她称为揭发派或“激进派”的赞同。
    实际上，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俄国史学界，自然不仅在史学界，思想混乱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正如А。Я。古列维奇指出的，在过去全盘统治历史学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丧失威信的同时，形成了哲学真空。现在，随便什么东西--从神秘主义和通灵术到侵略性的民族沙文主义--都来填补这个真空。对历史记忆的恶意玩弄和由于帝国崩溃而引起的怀旧情绪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历史图景遭到最出乎意料的和任意的歪曲。对思想自由的表面的理解，有时是歪曲的理解，变成了不负责任的轻举妄动。新的神话不断被创造出来，旧的神话则不断复活着。在这些神话的隐藏着的基础中，一方面掩盖着集体的无多大价值的混杂物，另一方面掩盖着受了伤的大国主义（注：А。Я。古列维奇：《历史学家的双重责任》，载《近现代史》1997年第5期，第68页。）。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对史学界的学术研究自然会有相当影响，但事物是很复杂的。这绝不意味着史学界的学术研究也是一片混乱，毫无是处，更不意味着学者们无所事事。相反，不仅史学界的具体研究工作仍在进行和开展，并取得很多成果，而且理论上的反思和探索也更显深入和活跃。
    大体说来，在苏联解体后的初期，由于国家制度的急剧转变，国内社会状况的动荡不安，特别是经济上的巨大困难，俄国历史学的发展还受到很大的制约。研究工作的开展尚不顺利。随着俄国国内状况的好转，史学研究的状况也有所改进。大致到90年代中期，剧变带来的阵痛期已基本过去。史学研究机构已逐渐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并开始摸索出相应的运作机制；广大研究人员也已逐步摆脱社会转折带来的困难和不适应，研究的潜力得以逐渐发挥出来。虽然，思想上的混乱和观点上的五花八门表明当前的俄国史坛仍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但大量职业历史学家还是利用档案开放等有利条件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些年大量历史著作的出版就是证明。俄国科学院历史学部在总结该学部所属各研究所在1996年的研究成果时指出，各所在1996年共出版了各类学术著作320部，包括集体著作、个人专著、论文集、学术会议文集、科学普及著作、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总结认为：“历史学部的学者们所写的著作反映了我国历史科学当前的水平。根据基本的参数，俄国历史科学在考古学、古典东方学、民族学、世界史和俄国史的若干方面、档案资料和历史思想文献的出版领域，都处于世界已达到的成就的水平。”（注：《1996年历史科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载《近现代史》1997年第4期第75页。）当然，这种估计反映了俄国科学院历史学部的看法，可能不会被把该学部看作“保守势力集结场所”的另一些学者所接收。但不管怎样，如何估价可以不同，具体的成果却是无法一笔抹杀的。而且平心而论，这个估计应说大体上也能反映俄国史学当前的研究状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它主要肯定的是诸如考古学、古典东方学、民族学、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的出版这些相对来说技术性较强的领域，而对学术性较强和难度较大的世界史和俄国史研究只肯定了它们在若干方面的进步。
    总之，对苏联解体后俄国史学界的状况及其发展还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跟踪考察。但这已与“历史热”没有直接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