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期成为“历史热”的重点是不难理解的。这不仅是因为这一时期在苏联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还因为在现实中不少苏联人依旧程度不同地怀念这一时期，至少是不像激进派那样仇恨它。在“历史热”的轮番的宣传攻势下，人们的看法逐渐起了变化。一些民意调查结果可以说明这点。1988年4月，对11所高校的1200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69%的被调查者赞成报刊上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评；只有18%的人认为，这样的出版物会动摇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的信仰（注：参见《共青团真理报》，1988年7月23日。）。1988年6月对莫斯科人的一次调查表明，55%的被调查者认为，斯大林在国家生活中起了负面作用；31%的人认为，斯大林的活动中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只有不到1%的人高度评价斯大林在国家历史上的作用。在1987年11月的调查中，有16%的人高度评价斯大林。然而关于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仍有21%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必需的；认为不需要的占32%；44%的人认为有错误但还是需要的（注：参见《莫斯科晚报》，1988年8月17日。）。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历史热”中潮水般地涌现的各种文章、资料，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中有不少是夸大其词，似是而非的，甚至不乏捕风捉影，缺乏根据的。这在非历史学家的各类作者的作品中似乎更为明显，然而即使在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一些学者的文章中也并未绝迹。这并不奇怪。因为当人们在写作时，偏见和偏激情绪占据上风时，他是很难具有学术研究所必需的理智、冷静和严肃态度的。这种鱼龙混杂的状况正是“历史热”的又一特点。
    例如，在统计和估量“全盘集体化”或大清洗的受害人数时，有人总喜欢毫无根据地把数字夸大。如有人声称，在25,000,000农户中有1/8到1/6的农户被“非富农化”，那就是有3,100,000到4,200,000农户，而涉及到的农民至少有16,000,000到21,000,000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在饥荒中死亡和流亡的人数（注：参见《星期》，1988年第15期。）。但这个数字是没有证据可证实的。达尼洛夫利用较为可靠的资料，假定被“非富农化”的农户数（不包括在饥荒中死亡和流亡的人数）是1,000,000到1,100,000户，大约有5,000,000到6,000,000农民。他还指出：“不幸的是，一些作者尽可能把数字拔高，根本不顾它们是否可靠和合不合乎逻辑。他们希望用13,000,000或15,000,000的死亡人数来给读者以震惊。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人数‘只有’4,000,000或5,000,000，那对我们彻底谴责斯大林对农民的迫害是不够的。”（注：《真理报》，1988年9月16日。）
    又如，在大量关于“大清洗”的文章和资料中也有这种夸大其词或似是而非的情况。如把许多苏联领导人、学者、艺术家等的死亡统统不加区别的说成是斯大林“设计”的，其中谈得较多的是基洛夫，还有伏龙芝、捷尔任斯基等。然而，根据有关基洛夫案件的几万份材料的调查结果，结论是：“根据现有材料判断，针对基洛夫的恐怖行为是由尼古拉耶夫一人策划并完成的……可以肯定地说，不论是在尼古拉耶夫当年的刑事案卷里，还是在以后1956-1967年和1988-1989年的复查材料中，都没有事实能够说斯大林或内务机关与策划及实施杀害基洛夫的活动有关。”（注：《真理报》，1991年1月28日；另可参见《真理报》，1990年1月14日。）虽然，基洛夫的案件中还有一些疑团未能解决，但并不能推翻这个结论。
    苏联《军事历史杂志》1989年第3期发表了罗伊·麦德维杰夫关于伏龙芝和捷尔任斯基之死的文章。文章没有提出确切的证据，却影射他们两人的“突然死亡”都同斯大林有关。虽然1925年伏龙芝手术后的死亡在当时曾引起过疑问，但始终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这是斯大林的“政治剪除行动”。至于捷尔任斯基1926年的死，除了推测可以加强斯大林的地位，有助于他控制保安总局的领导权外，没有提出任何可靠的证据。推测不等于证据，更不是事实。
    Г。Я。阿列克谢耶娃指出，在80年代下半期（即“历史热”时期），主要是新闻记者和非职业历史学家对过去苏联历史评价的重新审视，一般说来，“带有极端片断的、目光狭隘的性质，兴趣集中于负面的事实和现象，在没有考虑整个发展过程及其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情况下大写特写不同活动家的悲剧命运。提出来的许多解释和评价是在当时新闻记者对事件的带有感情色彩的感受水平上形成的，缺乏对形势、历史传统、社会经济过程复杂性的深刻知识，而正是这些决定了文化、意识形态、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这些解释和评价“常被看成是历史上新颖的，进步的，而自身在许多方面却带有惰性的和保守的印痕”（注：Г。Я。阿列克谢耶娃：《历史·意识形态·政治（二三十年代）》，载《20世纪俄国的历史科学》，第84页。）。阿列克谢耶娃的这个看法可能只能代表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但她指出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
    这种状况是“填补历史空白点”的口号造成的。这或许正是戈尔巴乔夫当初提出这一口号时的设想，或许甚至超越了他的想像，越出了他曾经想控制的限度。有一点是清楚的。事物的发展并不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愿望。因为，发展到一定程度，“填补历史空白点”的口号本身已经不够了。正像一位俄国史学家在谈到“填补空白点”的空前规模后说的：“归根到底，不能不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在每一个阶段，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几个（有时是几十个）‘空白点’，那么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写出过祖国在20世纪的历史？”（注：《苏联史学》，第460页。）很自然地，仅仅填补“空白点”和打破“禁区”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仅仅停留在揭露事实的阶段已经说明不了问题，无法满足人们要求弄清真相的要求。试想，如果在苏联的历史上，在每一阶段，每一问题上都有那么多的“空白点”，人们必然要问：这些“空白点”是怎样产生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历史学家过去知不知道这些“空白点”？他们为什么过去那样写？等等类似的疑问必然会产生。这表明人们要求从理论上回答问题。这或许是当初提出“历史空白点”的始作俑者始料所不及的。但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
    这种理论上的探究在1988年就已出现，但在“历史热”继续发展的1989年达到高潮。这时已有许多职业历史学家参加了进来。这种理论探究的矛头首先是指向苏联社会本身及其历史的。也就是说，人们要求从理论上回答：出现了这么多“空白点”的原因仅仅用斯大林个人迷信是否解释得通；如果是斯大林个人迷信，那它又是如何产生的？而且随着“历史热”的发展和“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对列宁也已开始提出疑问。这样就自然地向苏联社会制度本身和马克思主义本身提出了疑问，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乱。社会上各种思潮泛滥，使人无所适从。这样发展的后果或许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包括最初为了制造舆论掀起“历史热”的戈尔巴乔夫在内，那就是把苏联人民的思想彻底搞乱了。这种思想混乱的情况，加上其他种种复杂的因素和事件的发生，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