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发起的“改革”，尤其是掀起的以“填补历史空白点”为内容的“历史热”，对苏联历史学的冲击之大，之深，恐怕只有在事后才能被人们充分意识到。还在“改革”的初期，苏联史学界就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有材料表明，当时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举行的一次历史学部成员的会议上，提出了历史学家们应该公开向社会认错的问题：他们应该承认没有向国家和人民提供诚实的和真实的历史，并使群众的历史意识受到极大的损害。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马尔楚克指出，生物学家们已走出了这一步，结果帮助其中的许多人摆脱了过去的污垢，并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学科。马尔楚克建议历史学家们仿效生物学家们也这样做。结果没有得到历史学部成员们的响应（注：参见伊斯坎德罗夫：《21世纪前夕的历史科学》，载《历史问题》1996年第4期，第13-14页。伊斯坎德罗夫认为，当时历史学部成员所以不愿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害怕揭露真相，害怕涉及自己。）。
    1987年初，当“历史热”兴起时，历史学家并没有像作家、记者、政论家等那样积极参与进来。1987年3月，在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全体会议上，虽然当时历史学部的负责人С。Л。齐赫文斯基正式提出了“史学改革”的口号，但显然庞大的史学家队伍除极少数人外仍未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有多少思想准备。在这极少数人中起带头羊作用的是尤里·阿法纳西耶夫。
    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1985年发表《过去和我们》一文（注：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85年第14期。）。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苏联史学中后来出现的“激进派”的开端（注：参见《苏联史学》，第468页。）。阿法纳西耶夫在这篇文章中对苏联史学现状进行了批评，指出苏联科学院选择的史学革新的道路从根本上是不行的。1986年底，尤里·阿法纳西耶夫被任命为国立档案学院院长。他在就职演说中要求对苏联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注：参见阿法纳西耶夫：《历史知识的力量》，载《莫斯科新闻》，1987年1月11日。）。此文在《莫斯科新闻》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史学家的反对。阿法纳西耶夫接着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史学方法论、历史过程理论、历史编纂学、史学与改革等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推动“历史热”的发展。阿法纳西耶夫本人是研究法国史学中的年鉴派的，并不研究苏联史。他特地组织研究苏维埃时期苏联史的专家作公开演讲。这些演讲吸引了众多的听众，取得极大效应。例如，在1987年4月13日举行的第二次演讲（讲演者是鲍里索夫）之后进行了讨论。这次讨论的情况只在西方有报导。根据报导，在讨论中有一位22岁的大学生尤拉索夫发言说，他曾在中央十月革命档案馆工作，并在其中的最高法院和军事委员会专门档案库工作过。他发现了不少可靠资料。例如，他在一封最高法院和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负责人签署的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发现，从1953年到1957年约有600,000人被平反（注：参见《俄国思想》（巴黎出版），1987年5月29日；转引自R.W.戴维斯：《戈尔巴乔夫革命中的苏联历史》，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
    然而，总的说来，在1987年苏联史学家积极参与“历史热”的为数还不多。不仅如此，像阿法纳西耶夫那样持激进观点的史学家常常遭到反对。有一篇文章认为，这些激进观点表明苏联史学家的缺点，而其主要缺点是不了解今天的社会。文章建议，所有社会科学学者应该在一段时间内离开自己的书房，而到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工业企业、苏维埃机关和学校去；去学习正在进行的革命转变过程（注：参见《苏维埃文化报》，1987年7月4日。）。不过，这场来势凶猛的不仅涉及历史学命运而且涉及苏联国家本身命运的大风暴毕竟不允许众多历史学家长久置身事外。
    苏联史学界受到来自“上面”和“外界”的双重压力，不能不作出反应。少数“激进派”的出现以及他们逐渐地被任命为一些机构的负责人更加速了这个过程。在“史学改革”的口号下，苏联的职业历史学家们也略显迟缓地行动起来了。大体说来，1988年以后，特别是自苏共于1988年6月底召开第19次代表会议加速政治体制改革以来，尤其在1989年以后，苏联的历史学家参与“历史热”的势头越来越猛烈了。他们除了参加“填补历史空白点”的工作外，还参与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探讨。
    这时苏联史学界本身已受改革的影响开始发生很大变化。其明显的标志是，过去长期以来至少表面上保持着的铁板一块似的统一不复存在，其队伍开始分裂，出现了不同的派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分裂的开始可能是由于政治上的见解或态度不同，但政治态度上的分野又往往与学术观点上的歧异交织在一起。看来简单地分为激进派和保守派似乎并不全面。因为这样区分往往容易更注重政治态度上的差异，如对改革、苏联社会性质、苏共、马克思主义等的态度，或对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和苏联史学发展趋势的不同看法，如唯物史观对史学作用的估价、苏联史学传统的总评价等。这些重大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无疑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对各种具体学术问题的看法，但毕竟彼此并不能等同。譬如绝不能说一个政治态度上偏向“保守”的学者，在任何具体学术问题上的看法都是“保守”的，都不可能正确。严格说来，在具体学术问题上本来就很难区分“激进”和“保守”，而只能以学术标准来衡量。喜欢作这种划分的，似乎更多的是激进派的学者。如阿法纳西耶夫就曾在1996年作过类似的划分。他认为当时在对苏联史学传统的评价上存在着三种观点，实际上也就是三派。其一是基本肯定的观点，即认为苏联史学70年来依靠马克思主义思想一直是向上发展的，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其二是区分的观点，即认为苏联史学一方面有缺点，如党史研究，另一方面有成绩，如十月革命前的历史研究；其三是激进的观点，即认为苏联史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或是否符合科学性的要求都是个问题。（注：参见阿法纳西耶夫：《苏联史学现象》，载他主编：《苏联史学》，第7-8页。）这里举出阿法纳西耶夫的看法只是作为一个例证，以说明苏联解体前后的史学界已呈现出不同派别和观点纷杂的局面，与以往基本一统的状况已大不相同了。这就提醒我们在接触这一时期俄国史学家的有关著作时要注意这个情况，注意不同观点的比较。至于如何去区分这些派别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而观点的分歧更与具体问题有关，在这里就不去多说了。
    苏联史学家队伍的分裂和变化，既随着苏联史学因受到“历史热”浪潮的冲击发生的剧变而不断发展，也反过来使苏联史学本身的剧变更形复杂。在“历史热”浪潮的初期，当主要还在进行“填补历史空白点”工作的时候，不仅职业历史学家以外的政论家们和作家们已发出苏联历史学存在深刻的内部危机的呼声，而且大量“历史空白点”被揭露的事实本身就是对苏联史学的沉重打击和对其生存权利的严重挑战。人们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样的疑问：“允许出现如此多的‘空白点’的史学还有什么科学性可言？”，“这样的史学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吗？”“苏联史学在制造‘空白点’方面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给以回答，因此随着“历史热”的深入，对苏联史学的理论上的反思和探究自然就成了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谁都承认苏联史学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虽然在对危机的具体理解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于是围绕着苏联史学的危机问题展开了至今没有停息的热烈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