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最高统治者为与这种领主土地占有制配套，进行严格的社会大分工，规定“士农工商”各个等级，安心本职，不得互相从事其他职业，企图从根本上巩固封建制度。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正是这种严格分工，使得社会毫无弹性，从而在根本上破坏和动摇了封建体制。幕末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当艺人，从事手工业者有之；当商人，成为批发商行老板者有之；当浪人，变成无业游民者有之；当养子、入赘、卖身份者有之；当医生、教师等自由职业者也有之。武士遍布于所有职业，成为其他劳动阶级的一员，他们对旧的封建制度没有任何值得留迹的，相反还愿意推翻这个制度。日本土地本不能买卖，但在经济浪潮中得宠的豪商们，仍有不少人从领主处承包开垦荒山荒地，蚕食领主的利益。于是他们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一方面需要得到领主的保护，与领主一起共同剥削租地耕种的农民；另方面总想破坏这种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
    中日两国的封建经济结构不同，对于两国的近代化运动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中国的地主制经济结构具有较大的弹性，对于商品经济的冲击表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土地的流动性反倒造成地主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它不利于封建统治集团的分化，使得改革派的势单力薄，改革难以成功。而日本的领主土地占有制经济结构太僵死，毫无弹性可言，使得统治集团中出现硬性的严重分化，中下级武士成为封建营垒中冲杀出来的革命者；“新开地”的结果使新兴地主成为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的反对者；同时商人在日本经济结构的缝隙中发展起来，成为封建社会的对抗力量。这三支力量开国后形成一股合力，在武士领导下成功地实现了明治维新。
    三、意识形态体系的比较
    众所周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与日本均属儒教文化圈，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整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庞大思想体系。2000年前汉武帝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来，儒教思想浸透封建社会的各个角落，作为维持封建社会体制的基本原理以及伦理道德的根据。应该说儒教学说中有许多直到今天来看都有合理的现代化的因素，就连韦伯都认为，传统中国有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构因素。那为什么中国的儒教体系产生严重排它性，而日本的儒教体系却能产生巨大的兼容性？主要原因如下：
    在中国，儒学的主要功能是“修身-治国-平天下”。中国从隋唐乃至清末一千三百年来，一直实行科举考试选官制度，不论门第，不问出身，只要熟读儒教经典，考试合格就能成为官僚，立身出世。通过这个办法巧妙地收买天下英才、笼落文人学者，旨在用儒教经典为主的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官僚是信奉儒教伦理道德并能辅助封建王朝统治的奴才，以此来强化封建统治基础。利用科举制度的合理性诱使万民为博取功名而听从或拥护封建专制，儒教经典重理论轻实际，是一种非运用性的学问，这就把全社会都吸引到空谈的儒教上来。自科举制度创立后，我国历代帝王无不照样采用。这样儒教由科举传了出来，占据意识形态的整个空间，如果限制了儒教范围就限制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就限制了国家的官僚机构，就限制了国家自己。整个意识形态空间都被儒教占据，新的思想文化没有一点空隙。所以由于科举的影响，导致了我国“延迟和拒绝近代西欧科学文明”（注：亚细亚大学亚洲研究所：《亚洲研究所纪要》1987年第14号，第36页。）。
    在日本，儒教的功能是一种知识性和伦理性的思想。1862年一批日本青年武士乘“千岁丸”访问上海，两国青年交谈时有个中国青年与一名叫日比野辉宽武士的对话，可以了解两国的儒教功能的差异：中国人问“久慕贵邦尚文，兄所读何书？”日比答“读四书六经，旁阅历史编类。”又问“贵邦取士以文章诗赋否？”答：“我国取士，以实行才略，不以诗文，然能诗文者不乏”（注：日比野辉宽：《没鼻笔语》，第263页，转引自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日本的官僚制度一直是世袭制和门阀制，早在儒教传入以前武士就已经被训练成能胜任各级政权机构中的文武官员了。十七世纪初德川家统一日本后把儒学作为官学，目的是“欲以诗书之泽，销兵革之气”，主要是用于伦理方面，也仅限于伦理方面，被称为“是一隅之学”。所以，一开始儒学就被限制一个非常狭小的有效范围内，其他范围无效，把剩下的空间让给了其它文化。德川时期日本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他提出“东洋道德，西洋技艺”（和魂洋才）。他把西洋的理和东洋的理分开来，东洋的理只限于立场、道德方面，西洋的理是世界的理。日常道德的理只能用东洋的理，其他方面的理就是西洋的理。所以西洋思想的传入日本没有意识形态方面障碍。1862年（中国开国22年、日本开国8年）中国能读能教洋文的只有11人，而日本已有500人了（注：井上靖：《日本现代史·明治维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9页。）。
    中国背上儒教文化的沉重包袱。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华文化世界，统治和维持这个世界的核心就是儒教学说。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近代以前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基本上居于单向输出的态势，对外是“泽被四海”的。这种思想支配下沉积着消极的一面，抱残守阙，盲目自大。历代封建统治者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是文化的本源。以至造成把自己看为“上国”，居世界之中，连朝廷也称为“天朝”。把周边民族称为“夷、狄、羌、蛮、”，近代又把西洋国家称为“夷狄蛮貊”（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就强迫中国接受一条条款：“凡欧洲人不得称之为蛮夷。”不过中国人仍不改其宗），对西方先进的科技产品看作是“奇技淫巧”，加以排斥。如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时赠送的礼品中有很多当时欧洲最先进科技产品，像望远镜、透光镜、小铜炮、装有110门大炮的军舰模型等。乾隆皇帝虽对这些产品表示赞赏，但又装模作样，说天朝“无所不有”，“从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注：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7页。）。在这种心态情况下对世界形势和外国的情况毫无所知，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文人汪仲洋曾用“鹰嘴猫脸须发赤，锦缠花腿到腰身”（注：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上册，第191页。）的诗句描写英军，在汪仲洋的心目中，英国人用布裹缠着的长腿不能弯屈，因而不能奔跑跳跃，他们碧绿的眼睛畏怕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也认为英国人“不能弯屈腰身和两腿，所以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注：（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78页。）。鸦片战争进行了两年，道光皇帝还要人向英军俘虏提问“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7，第1776页。）。连文人墨客、高级官员乃至皇帝尚且作出如此荒诞的结论，一般民众就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