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盲目自大构成了封建社会晚期，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负面特征，正是这样一种负面特征支配着上至天子公卿、下至庶民百姓的思想和活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民族沦亡的危机迫使国人不得不重新认识那些“蛮夷小邦”。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一批有识之士正视现实，主张向西方学习，积极介绍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然而在当时的大气候下，这类人物廖若晨星倍受摧残和打击。六十年代在官方所允许的洋务运动中，洋务论者为减少阻力往往要牵强附会的解释：现在的“西学”其源头就在古代的中国，西洋的机器和技术原理早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就有发明，因此引进西洋的机器绝不是中华的耻辱（注：小野川秀英：《清末政治思想的研究》增订本，第1969页。）。七十年代慈禧太后还要用钱把洋人修的铁路买回来进行拆毁。九十年代好容易有了一次富国强兵的戊戌变法，也因慈禧太后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就请而易举地镇压下去。直到中国成了货真价实的半殖民地后还自欺欺人地说“西洋人来中国是敬慕中国文化，一直固守陈见，不想认知西洋的近代化”（注：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黑潮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教学说，是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共同的思想准则，在具有特殊凝结力的统治阶层里难以产生能与此相对抗的革新思维和革新势力。
    日本则不同，本身是一个小小的岛国，地处东亚一隅，长期与世隔绝，在文化上总是处于劣势状态。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态势，使其对外来事物天生有一种敏感性和好奇心，从来都乐意接受高层次的文化，所以养成一种接受外来文化的习惯，“抑我帝国人民，自古以来即有取他国之所长，去旧习而移新规之风，所谓君子豹变者……”（注：永家三郎：《外来文化摄取史论》，青史社1974年版，第354页。）。在古代，学习中国先进文化和思想，引进中国的文物制度，以中国为榜样、为目标，走汉化道路。日本的儒教思想体系具有开放性的一面，接受外来先进文化没有心理障碍。“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外国文化，不是看作异端，也没有排斥和偏见，而善于以外国先进文化与思想为师，并积极的进行全力移植和吸收。”（注：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飞跃发展的根本原因》，第286页。）日本的民族文化，从整体上来说正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勇于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产物和主要特点。
    从十六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来到日本种子岛开始，日本人的好学之风就反映出来。据说当时葡人中有会制造鸟铳的，岛民金兵卫尉清定奉命向其学习，他提心葡人不肯认真传授技术，不惜将自己年仅十七岁的女儿献与葡人技师，终于学得制作技术，而后传遍日本全岛。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幕府下令洋书解禁后的百余年间，体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的兰学在日本进展迅速。兰学从医学开始，继而发展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人类学、地理学乃至政治学、经济学等。光翻译西学著作就达500多部。开国前日本的兰学私塾已经比比皆是，兰学者也已经遍布日本各藩国，开国后西化运动在日本朝野已经广泛接受。武安隆教授曾举了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日本横须贺的久里滨伯理公园在当年美国黑船来航登陆的地方，巍然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有伊藤博文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园内还设有纪念馆，陈设着种种有关纪念品和文书、出版物。在我们看来，伯理当年以坚船快炮为手段，强制日本开国，其实质是地道的殖民主义行为，而日本人却不作如此观，有些人甚至把其看作“恩人”，认为日本民族能有今天，和此人1853年的来访不无关联。福泽渝吉就曾写道：“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注：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所说的：“对于引进欧洲近代文化，中国人比日本人方便得多：但他们对此却不关心。日本的条件比中国恶劣，但却热心从事，故在近代化事业上比中国捷足先登。”（注：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黑潮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如前所说，中日两国同属儒教文化圈，但由于大陆文化与岛国文化的不同，中国没能使儒教文化适应时代的需要进行活用，而只是固守僵化；日本却充分利用儒教文化促进近代国家的建设，与西方近代文化相遇时不像中国那样简单地使两者对立或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而是尽力避免两者冲突并使之融合活用。中国的儒教文化对其他文明具有强烈的排它作用，所以社会的变革要比日本困难得多。即使进行近代化也如日本学者所评论的：“中国的近代化如现代中国也能明确看到的那样，一面拒绝西欧化，一面边走边找独自的近代化路程。”（注：河田悌一：《中国近代思想与现代》，日本研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