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美国现代化历程的微观研究，由于它本身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体系庞大，不易把握。有的书太宽泛，有的则太狭窄，还有的只偏重于某一方面。但现代化的新视角必将引起美国史研究方法、材料、观点和研究领域等方面的极大变化。
    首先，许多著作对美国史重大问题有新的发现。比如，对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观点。洪朝辉提出了北美殖民地经济对美国后来现代化的三个影响，即其出口贸易为美国未来商业社会建构了一个初步发达的外向型经济；其手工业的萌芽为美国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起飞的基点；其国民收入的不断改善及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为北美殖民地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双重动力。他这种研究角度不仅完全不同于过去，而且是“依据计量方法所获取的数据，尽量减少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意识所导致的偏见与误区，理性而又建设性地逼近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注：洪朝辉：前引书，第48页。）。因此，在对北美殖民经济的历史影响的研究上，这本书取得较新的认识。李庆余等著作之中也提到了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即书之第一章第一节）。在这里，李著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中产阶级社会，美国的民主传统，美国梦。而且，在戴超武博士对该书的评介中，其对“中产阶级社会”形成的阐述被称赞为“新的发现”。但仔细阅读后会发现，所谓“中产阶级社会”即指移民的过程和移民社会，以及自由土地对这个社会形成的重要影响。事实上，所提到的两个重要因素--移民和自由土地是最基本的，作者将它们与中产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作为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形成的独特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与其对现代化的解释相关联的：所谓财富、权力、价值。这个“中产阶级社会”以及其民主传统和美国梦相联系构成其“价值”的一部分。这实际上就和其前言中所提“现代化是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不一致。财富从何而来？这必然要涉及经济条件的分析，而且主要地分析经济因素，论证的角度和使用的材料等也必然是经济方面的。作者从“价值”的角度来阐释“传统与国情”，并以此作为“美国实现现代化的特定环境”，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有轻重倒置之感。
    另外，在对西进运动的探索上，何顺果的著作提出了新的见解。它系统研究了西进对于美国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市化等的重大影响。这种研究是立体的、全面的，把西进运动放入了现代化的过程中加以考察，从而得出它对于美国工业化的影响。作者认为它使“商人资本与基础资源范围扩大”，促使“一个东西间相互促进的运动”，促成“东北部--五大湖制造业带的形成”，因此对工业化作用很大（注：何顺果：前引书，第十四章。）。相比之下，有的综合研究的著作却略此不谈，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在对早期工业化中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争的研究上，出现了新的理解。罗荣渠先生在为张少华一书所作序言中对两人有中肯的评价，“这两位在性格上、思想上、政见上对立的政治家，在美国早期建国史上，实在是相反相成，譬如水火，相灭相生。”他还认为：“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与以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人之间不可调和的政治斗争，最终还是以两条对立发展路线在实践中的调和而告终了。”张少华在书中用了洋洋17万字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认为：“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两种不同的建国主张实质上是有关美国未来发展的两种不同设想。”（注：张少华：前引书，第3页。）两者“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补充，从而形成了历史的合力。美国建国后的实际发展道路就是在两者合力和各种因素的制约下形成。”（注：张少华：前引书，第3页。）洪朝辉也谈到这个问题。他是从公共土地分配的角度看这个论争的，而没有进行全面的探讨。他的结论是：“杰斐逊的共和主义与汉密尔顿的联邦主义创立农业集团与工商业集团关于公共土地分配的一般原则和基本理论。……而且，杰斐逊与汉密尔顿思想与政策的灵活性、妥协性，为未来不同利益集团的互相妥协与合作，提供了初步模式。”（注：洪朝辉：前引书，第218页。）由此可见，两者都得出了较新的认识。
    其次，在材料和方法上，不同著者虽有不同选材，但绝大多数是英文著作。李庆余等一书中列出的参考文献要目中有90余种英文书，50余部中译外国著作，未提及任何一本中国著作。张少华在书后的“中英文主要参考著作和文献目录”中列举了60部左右的英文书和8本译作，另外还列举了15部中国学者的美国史名作，这是很难得的。在何顺果的著作中，作者在脚注中，只提及了两三位中国学者的著作，如杨生茂、杨玉圣、齐祚昌等，其余皆为外国著作或资料。洪朝辉一书，由于特殊原因，更是完全采用英文资料。这一方面反映出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研究，尤其是美国研究，较国内深入得多，也是值得借鉴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学者更倾向于使用外国资料，而不太愿意引用中国学者的成果。其实，中国学者对美国现代化的研究也是日新月异，颇有建树的。从《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一书的附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84年到1993年，国内学术界相关的研究就已有了近300篇的学术成果，其中不乏力作。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是可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史研究的。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所收论文的尾注里，多的是外国著作，对其后附录论文的引用少之又少，这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这些著作在论证方法上有两个特点：运用统计和计量的方法，大量使用图表。这是值得赞赏的。如洪朝辉在书中运用了大约20个表格，同时大量引用数据材料，仅导言中就用了30个数据；在何顺果的书中有37幅图表以及许多统计材料；张少华的书里虽未用图表，但也大量引用数据，比如第五章49个尾注中，有近20个是直接的数据引用，文中其他未注的数据使用还有不下20处。可见，数据、图表的运用已经成为学者们研究历史的新方法，同时也是传统史学材料的补充。但是，运用图表应该是为了起到一目了然的作用，如果为了用表而用表则是不必要的。
    最后，在运用现代化取向进行研究时，历史的研究范围被大大扩展了。“在史学史上，一个新的历史观的提出必定要以新材料为支持，也必然促使更新和更多历史资料的发掘。这样，以前被忽略的事件和领域被重新开掘，以往研究过的课题和结论被重新估价和认识，必将使历史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这些著作中，有的综合研究著作涉及到了美国史的许多重大问题，但或多或少都带有作用的偏好。比如，洪朝辉所列举的八大问题中，有六个是经济制度上的，政治、社会生活各有一个。可见，著者偏好经济的角度。而李庆余在书中只提及了权力、价值、外交等几个内容，同样反映了著者研究范围的局限性。洪还涉及了环境等问题，这些都是传统研究极少涉及的。笔者以为，在现代化视角下的美国史应该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在某种程度上，整个社会的各个主要因素都可以是研究对象，但它们还是有轻重之分的。只有在这两个问题上把握好，才能称得上是一部好的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