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德50年代的经济奇迹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它对西德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积极影响，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
    1.经济奇迹的特殊性。西德50年代的经济是在特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以特殊的途径迅速发展起来的。西德是在特殊的国情中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战后德国被分割、被分裂。社会制度对立的两个德意志国家自成立之日起，被迫分别依从占领国的意志，在一切领域里开始了一场生死攸关的较量。联邦德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是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国家，在涉及内政外交一切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外交和防务问题，受制于占领国，其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复兴”经济。尚在困境中的广大群众，渴望得到工作和面包，在国家复兴与发展问题上与当权者较易取得共识。此外，有关国家走什么道路，建立什么样社会经济制度问题，颇有争议，需要弃旧图新，边破边立。一些政党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建立国有化经济，特别是在采用何种经济模式问题上，两个主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之间存在原则性分歧。前者主张对主要生产部门实行社会化、国有化，强调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后者主张经济自由，实行自由竞争。在争论过程中，执政的联盟党推行了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到50年代中，两党争论暂停，社民党以“尽可能市场，必要时计划”的观点对社会市场经济口头上表示赞同。两党认识上的趋同为西德建立、实行和完善社会市场经济提供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保证。由于这两个主要政党拥有的支持者占全国选民的绝大多数，社会市场经济也就有了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与较强的生命力。上述国情有利于国家全力以赴地抓经济，有利于“发挥个人创业的精神和能力”（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第114页。）， 有利于经济利益分配的相对公正。
    西德选择了一条发展经济的特殊途径。也就是说，它采取了既有市场、又有计划，还要考虑社会，三者兼顾的做法。按照这一思路，市场竞争必须在国家法制范围内进行，而不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放任。国家通过法规、政策及指导性计划进行干预，而不是发号施令，越俎代庖。经济活动要以社会公正为目标。50年代，西德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而又有效的尝试，并沿着三者兼顾的路子不断走下去，不断取得新成就、新经验。这是一条有别于他国的路子。50年代，西德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成功的物质保证是，它拥有传统工业的良好底子。对某些因战争破坏而难以修复的工厂设备，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使之现代化，尤其利用美国提供的15亿美元援助，“进口对德国经济恢复最具高度战略意义的商品，使德国的生产和出口得到促进”（注：乌尔里希·罗尔：《德国经济：管理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在50年代旺盛需求的推动下，西德地区传统工业为创造经济奇迹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西德经济还受到特殊机遇的影响。最主要的是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强烈地刺激了生产，促进了出口，迅速使西德摆脱了1949-1950年因进口过多造成的丧失国际支付能力的危机，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更重要的是，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美、英、法已不再恪守波茨坦协定，不断修改对西德工业和工业技术的限制措施。1950年9月， 纽约外长会议将普遍禁止生产射击、砍杀和刺杀武器改为限制生产；虽然仍禁止制造飞机、战舰和其他军械，但取消了对修建商船的某些限制；尤为重要的是取消了对钢产量的限制。1951年又将禁止生产合成橡胶和合成塑料、限制造船和生产轴承，改为限制生产能力；完全取消了对生产重型机床、铝、合成氨和氯的限制；后又取消了对化学工业科学研究的普遍监督。这些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西德1950年6月-11 月工业生产增长25%，同年出口增长120%（注：联邦统计局：《联邦德国统计年鉴》，威斯巴登1953年版，第259页。）。慕尼黑经济研究所一篇报告指出，“朝鲜战争促使西方世界从利益上考虑购买德国机器，特别是金属加工机床、轧钢制品、电工仪器和其他各种设备。”（注：《五年来的德国马克》（Fuenf Jahre Deutsche Mark），慕尼黑1953年版，第25 页。）朝鲜战争时期西德经济年增长9%左右，属于高增长或特快增长。 而西方三国对西德采取的一系列放宽限制的措施对西德的影响却是长远的、深刻的。
    西德50年代的经济奇迹深深打上了东西方冷战的特殊烙印。自50年代初开始，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大军事集团、两大市场的对立和抗争日益尖锐。苏、美把东西德推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美国从与苏争夺的战争利益考虑，迫切需要西德“复兴”，使西德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较高生活水平、较高社会福利的国家，以便在同东德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较量中，显示西方的实力和制度的“优越性”。40年代末西占区的货币改革，50年代初修改和放宽对西德的各种限制，无不出于上述考虑。1957年，艾哈德宣称，“只有坚决拒绝社会主义理论，实行经济自由，才能获得日益繁荣和真正安全。如果欧洲强使人们生活在纪律严密的集体中，那么智力与德力势必会衰退。这种智力与德力对于抵抗来自东方的渗透与蛊惑，是不可或缺的。”（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第10页。）艾哈德作为一个坚定的反社会主义者，把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倾注到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中去。在东西方的冷战中，他主张一手抓智力与德力，坚定地宣传和维护西方的价值观，一手抓发展经济，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增强国力上。在东西德的较量中，西德在经济方面显然占了上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西德不仅在同东方国家的对垒中，而且在西方世界中，也具有了更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
    2.“经济奇迹”的影响。西德5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西德社会经济的发展的积极影响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1）重新赢得并确立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 为建设经济政治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0年代末，艾哈德在谈到西德的经济发展时不无自豪地认为，西德“在复兴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但在人口增加1／4以后，提供了工作和面包，而且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繁荣水平，使其超过大战以前的最好岁月”，“社会市场经济循着艰巨而正直的坦途，大踏步地为国家复兴而前进，因而重新赢得了全世界的信任”（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第10页。）。这句话比较客观地评述了西德50年代中期之前的经济发展，并对西德的发展前景作了乐观估计。按照悲观论者的预测，德国需几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复兴，也许永远不可能重新崛起。事实是，德国“复兴”的时间被大大缩短。由于5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西德迅速赢得并确立了在西方工业国中的地位。工业生产方面，西德1955年所占西方主要工业国的比重已达到9.3%，超过了英国（8.5%），也超过了法国（4.4%）和意大利（3.3%）之和，仅次于美国（50.5%），居世界第二位（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59年第8期增刊，第6页。）。外贸方面，西德自50年代初起迅速好转，到50年代末重要工业品的出口超过美、英，居世界第一或第二位。1957年外贸结余率（外贸余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达到了3.65%（注：H.-D.哈尔德斯、F.拉姆耶尔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实际问题的经济学》，第66页。）。进出口总额1960年相当于1950年的4.6倍。出口方面，西德自1959 年起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方面，西德1950年仅有11亿马克，1960年猛增到320亿马克（注：卡尔·哈达：《20 世纪德国经济史 》，第204页。），10年内增长了28倍，外汇储备额次于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居第二位。到50年代末，从西德总的经济实力看，它在西方国家的位次是，在欧洲超过英国居第一位，在世界上次于美国居第二位。这样一种格局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