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是西德专心致志、千方百计发展经济的时期。它在受战胜国制约的情况下，竭力寻觅生存与发展之路。它借鉴工业化以来治国安邦的正反面经验，抓住机遇，利用优势，挖掘潜力，迅速找到了立国、兴国、强国之路。它从本国国情出发，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大框架内，确立了“复兴”与不断增强国力的主要支柱，一是工业，二是外贸，三是科教。工业无疑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早在20世纪初，德国工业生产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有些工业产品独占鳌头。第三帝国时期，工业生产又达到新的水平。二战后，西德不仅迅速修复而且大大强化了这根支柱。经过几年的奋斗，到50年代中期，工业生产重新赢得世界工业大国地位。西德根据本国资源相对贫乏、国内市场狭小的特点，坚定地走外贸立国兴国之路。50年代，它立足欧洲，铺石问路，进而不断拓宽渠道，扩大出口，到80年代末，它的出口额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德国一向十分重视科教。它之所以能迅速实现工业化，主要得益于科教。联邦德国成立后重视科技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重视全体国民的素质教育和技术培训。伴随着国力的增强，逐步加大对科教的投入。1950-1960年，仅教育一项在整个国家支出中就占10.7%-12.6%（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第227页。）。70年代国家又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无论工业革命时期，还是战后，德国都把科教兴国强国定为国策。但50年代的西德在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方面还有差距。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西德被誉为“经济巨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西德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政治国家”。其主要标志是，经济实力处在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以先进科技装备起来的工业和以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为后盾的强大出口能力；在国际关系中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所谋求的政治目标；保持国民经济相对持续稳定的繁荣与高水平的社会福利。
    2.构筑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50年代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方面，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所谓继承，就是在理论上有分析地采纳了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中合理的、实用的部分，在实践中借鉴了德国工业革命以来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和行之有效的做法；所谓创新，就是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寻求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新路子。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是西德基于历史思考和现实需要作出的抉择，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所作的“发明创造”。50年代，西德在理论上对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作了广泛探讨，制定了不少法规和政策，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社会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理论上主要涉及如何处理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如自由竞争）问题，社会与市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等。以路德维希·艾哈德、瓦尔特·欧根（联邦德国经济部国务秘书、弗莱堡经济学派代表）、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艾哈德的经济顾问）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或政治家，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市场经济作了探讨，在实践中总结了社会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的主要原则：以国家干预为辅，实行能保证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动态过程的市场竞争原则；国家要在社会福利政策范围内，通过必要措施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社会原则；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平息经济发展波动的稳定经济的原则；国家措施尽可能同市场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用最简明的语言表述就是市场竞争、社会公正、宏观调控与法制保障。但是，在50年代，“由于受外贸、资本、住房市场和农业经济等领域中一些紧迫的特殊问题的影响”（注：H.-D.哈尔德斯、F.拉姆耶尔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实际问题的经济学》，第18页。），上述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或构想并没有完全实现。实际经济活动中，在基本不影响市场的本质和运行能力的前提下，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必要的干预，较有成效地处理了社会、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居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家通过计划、决策、协调、分配等政策，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同时，努力使经济发展从属于公正、安定等社会目标。这恰恰是西德50年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也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其发育阶段体现出活力与优势的关键之所在。
    要全面评价西德50年代的经济奇迹，还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其一，50年代经济发展受偶然的、特殊的外部因素影响较大，缺乏内在的“免疫力”。尤其朝鲜战争如一支强心剂极大地刺激了短期经济繁荣，但有利有弊。艾哈德认为，这种繁荣“带给德国经济政策的困难，多于它带来的帮助”（注：卡尔·哈达：《来自竞争的繁荣》，第41页。），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柏林墙的建立遏制了“难民”的涌入，改变了西德劳动市场长期存在的供过于求的局面，但是高质量劳动力，如技术工人日益短缺。随着放开外汇往来和对外经贸关系的扩大，“国内经济政策有效性下降”（注：H.-D.哈尔德斯、F.拉姆耶尔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实际问题的经济学》，第19页。）。60年代中期以后，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西德经济增长失去优势，陷入周期性波动，甚至出现负增长。其二，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协调。50年代西德一度忽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引起经济发展中的瓶颈现象，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后劲。各经济部门发展日益不平衡，尤其是受国家保护与协调的部门如纺织、采矿业等出现结构性危机。其三，高科技的开发相对滞后。50年代，西德注意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工业优势，但存在“吃老本”问题，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大力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尤其在高技术领域如计算机技术、电子、生物、工程、合成材料、机器人等方面，西德落后于日本，更落后于美国。因而，西德在西方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被日本所取代，屈居第三。如果说上述问题在50年代被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繁荣掩盖着，那么，60年代中期以后初露端倪，70年代中期以后明显地暴露出来。其结果是，自7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德各经济部门中列入收缩、停滞的部门大大增加，而列入中增长、高增长和特快增长的部门急剧减少，使西德的经济增长“失去了强有力的‘牵头’部门”（注：裘元伦：《稳定发展的联邦德国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然影响国内政局。60年代初，由于国内经济困难及在德国统一政策上受挫，连任14年联邦政府总理的阿登纳提前辞职。领导西德创造“经济奇迹”的艾哈德取而代之，但他在执政3 年后因无力对付经济萧条而被迫下台。西德遂进入了全面调整内外政策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