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了使雅典四万公民都有资本投入政治、军事、文化活动之中，伯里克利不仅着手国内经济建设，继续保持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的领先地位，而且十分重视从同盟中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希波战争后期，为了继续肃清波斯的海上势力，雅典迅速组织起一个强大的“海上同盟”，加盟者都是与海上利益休戚相关的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沿岸的诸多城邦。这个同盟因金库设在提洛岛，亦称“提洛同盟”。加盟各邦虽然原则上地位平等，但从同盟建立之日起，就没有任何平等可言。因为雅典拥有舰队的数量“超过所有盟邦舰队的总和。海军的优势决定雅典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它管理同盟的金库，统帅同盟的海军，它在同盟会议上的发言具有最后裁决的效力〔7〕”。 由此可见，雅典在同盟国中是十足的霸主。伯里克利继承和发展了雅典政府对提洛同盟的一贯政策：经济占有、政治专制、军事高压，给雅典城邦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第一，雅典垄断同盟贡金的使用权。伯里克利把200 多个盟邦分成五个纳贡区，每隔四年调整一次贡金数额。贡金最多时， 一年可达600塔兰特，占雅典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这笔资金除发展庞大的海军舰队外，雅典的城市建设、观剧津贴和从政津贴都可从中任意挪用。公元前454年，雅典在安全的借口下，把同盟金库移到雅典。 更便利了雅典人对贡金的管理和使用。伯里克利的政敌曾揭露道：“希腊真是受了奇耻大辱，她显然正遭到暴君的独裁统治。她眼见自己迫不得已献出军费，竟被用来把我们的城市粉饰得金碧辉煌，活像一个摆阔气的女人似的，浑身带满贵重的宝石、雕像和价值累万的庙宇”。〔8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雅典对盟邦经济掠夺的事实。
    第二，向盟邦殖民是伯里克利的又一项重要举措。雅典城邦尽管历经多次重大民主改革，调整了自由民内部两极分化的尖锐对立，但贫者与富者的差距依然比较明显，贫者或是城里失业人民，或是乡间少地农民，他们对国家现状存有微辞，构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提高这部分人的生活地位，是雅典城邦达到安定团结、积极向上的关键所在。伯里克利除了在雅典城中大兴土木，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外，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将他们大批移殖到盟邦的土地上。伯里克利曾“派一千名移民前往克索涅索斯，五百名前往那克索斯、二百五十名前往安德洛斯、一千名前往色雷斯……”〔9〕在盟邦，雅典移民丝毫没有客居他乡之感， 而是以代表雅典政府的面目出现，理所当然地使用当地最好的土地，占据当地最好的城市，享有当地最好的待遇。在雅典他们得不到的东西，在殖民地可以尽情地补偿。因此，他们对雅典国家及伯里克利本人除了感激热爱之外，毫无怨言。在谈到殖民的作用时，伯里克利明确表示，殖民能够“清除城市的懒惰和不安情绪，并在同时缓和了人民中间没有财产阶层的状况……并使在监视下的同盟者不想脱离之事”〔10〕。从解决经济问题入手的殖民政策，不仅解决了众多的人口对城邦的压力，而且也加强了雅典内部的团结统一，加强了对同盟国的监督管理。
    第三，雅典对同盟国的经济占有是以武力作保障的。加盟各邦稍有不满，立即会遭到雅典的军事制裁。公元前446年，优卑亚人叛乱， 伯里克利亲率大军前往镇压，赶走了那里的原有居民，让雅典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定居下来。不久，麦加拉人又叛变投靠斯巴达，伯里克利再度前往兴师问罪，但由于斯巴达已先期到达麦加拉，伯里克利未能如愿以偿。“前440年，雅典最主要的盟邦萨摩斯岛发生叛乱， 尽管伯里克利打败叛军，但战斗旷日持久，而且代价高昂”〔11〕。事后，伯里克利又向萨摩斯岛索取罚款、扣押人质，夺走舰队。这种穷兵黩武的军事政策，在一段时间里，保证了雅典的经济来源。伯里克利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城市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象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2〕
    第四，同盟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以雅典为榜样，按雅典的意愿行事。伯里克利要求同盟各国一律建立民主政体，扶持傀儡政权，使之完全听命于雅典指挥调遣。所以，在希波战争后期，许多城邦相继建立起民主政体，使盟邦与雅典在政治制度上协调一致。盟邦的所有官吏和公民，都必须向雅典宣誓效忠，否则，将被剥夺公民权利。雅典对盟邦政治上的专制统治，更加便利了他们控制盟邦的经济管理与对外贸易。伪色诺芬在《雅典政制》中谈到：“一个富有造船用的木材的城市，除了得到那位海上统治者的同意外，能到哪里推销它的货物呢？如果一个城市富有铁、铜或亚麻，除了得到那位海上统治者的许可之外，能到哪里推销它的货物呢？”〔13〕这无可奈何的叹息，表现出伯里克利这位海上统治者的强大权威，他已经充分掌握了同盟国的政治与经济命脉。
    伯里克利对同盟国采取的各项政策，使盟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政治独立和经济自由，对盟国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消极影响。但伯里克利也为盟国的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雅典舰队的保护，盟国只要交纳一部分贡赋便可走出希波战争的旋涡，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伯里克利所征贡赋，一般年均总数都在400 塔兰特左右，分散到200多个盟邦头上，数额就十分有限， 不至于让他们有过重的负担；伯里克利的军事镇压与移民活动涉及的城邦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城邦都能在安宁和平的环境中稳步发展。所以，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一枝独秀已带动了盟国的万花齐放，并推动了整个希腊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对此，马克思曾给予高度评价：“希腊内部的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14〕
    对提洛同盟政策的成功，使伯里克利称雄希腊的政治理想在小范围内得以实现，这就更加激发了他向更高目标前进的勇气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