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文化史或历史人类学
    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情况又有了变化。80和90年代的青年历史学家开始热衷于新的文化史或心智史。什么是文化史？
    第一，开发了知觉和经验史--部分地有赖于结构和进程，部分地是对后两者的补充。例如，研究者感兴趣的已不仅是工人和资产者社会兴衰的次数，而是这样的问题，即他们是如何认识这些兴衰的，和如何经历的，如何应付的。另一例子：不仅研究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而且研究外交家的心态，他们之间的关系，研究他们如何了解他们为之工作的国家的。由此，关注经验、知觉和思维形式成了新文化史的象征。文化史把主观因素归还给了历史学。这往往只能在研究小范围内人的历史时才有可能。微观史学由此得到发展。
    第二，新的题目被开发出来。妇女史有了重要意义。妇女史后来转变成两性间关系史（社会性别史）。在美国，民族集团史早就具有重要地位。历史学家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文化研究”。开始研究心态。符号世界成了历史课题。语言再次成为研究对象，--在概念史中；在更广的方面，--在语言学转折中。
    第三，解释方法有了重大的改变。对文本的质的分析方法、对史料复杂意义的精细解读、力求更好地理解过去时代的人，这些再一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情的描述得到推广，这部分地有赖于所谓的“冷分析”。从60-70年代起，社会史学者倾向于采取这种方法。现在，从文化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得到了重大的推动。马克思著作的影响减少了。一些社会学家-文化学家（如霍伯尔特·埃里亚斯、米歇尔·福柯）和后现代哲学的影响增大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如旧。
    第四，历史思维中发生的“结构主义转折”。历史学家更清晰地认识到，他们所用的概念在他们重构的现实上加上了深刻的烙印。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观念和概念影响着我们所叙述的历史现实。任何历史重建也是历史学家的产儿。关于历史的社会构建思想已很流行。目前，从这一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概念史，对现实思考的历史，空间、时间和社会范畴史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此外还涉及到“心态图式”史。
    回忆成了一个大课题。历史学家研究：人们是如何回忆过去的，他们记住了哪些，忘记了哪些。记忆史成了历史学的一个新分支。在俄国，对20世纪的灾难、战争和专政的回忆特别重要。
    最后，某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从最近20年的结构主义转折中得出了主观主义的和相对主义的结论。一些人断言，在作家的文本与历史学家的文本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别。“克利奥女神也创作”。这是后现代主义立场，对此我并不赞同。事实上，历史学家的工作与小说作家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我们从事的是经验科学。我们注意的中心是史料及对它们的分析研究。
    可见，文化史集中于揭示历史进程的人的内容。所有被研究的机构、事件和事实都应尽可能地看作是人的活动的结果，自身都有人的观念、概念、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烙印，这些人经历着历史，因而也以某种方式创造着历史。历史人类学围绕着人类学概念把对心态史、物质生活、日常性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它包含了所有新的研究领域，如身体史、姿势史、口述史、礼仪史、符号史等等。心态则局限于意识和行为的无意识的形式。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就开始了对俄国历史某些情节和问题的人类学“解读”的最初尝试。E.凯南在一篇有争议的论文《莫斯科政治的传统道路》中，尝试把重点从研究国家机构和意识形态转到研究俄国政治文化上来。他对政治文化的理解是：“信仰、实践和期待的综合，--在俄罗斯人的思想中--这可带来秩序和政治生活的意义，……并可使它的拥有者既建立起他们政治行为的奠基性模式，又建立起体现这些政治行为的形式和符号。”[1]
    N.考尔曼的著作发展了凯南的思想。她把注意力集中于个人与团体的关系上，而不是阶级或政治机构。在她看来，大贵族在中世纪俄国君主制的运作中起了决定作用。[2][3]（P172-202）[4] V.基维尔森[5]、М。弗莱耶尔[6]（P203-239） 和Р。约特曼[7] 的著作继续对莫斯的政治文化进行了研究。不久前才被译成俄语的约特曼的关于18-20世纪初俄国君主制的神话和礼仪的两卷本著作引起了激烈的争论，[8]（P42-67） 并促使在俄国国内外这方面的新的研究作品的出现。М。Д。多尔皮洛夫研究了沙皇专制制度在与1863年波兰起义的斗争中实现“政权的剧本”（包括建立相应的神话、宣传手段等等）的情况。[9]（P338-408） С。И。格里戈里耶夫考察了作为树立俄罗斯帝国最高权力形象的工具的朝廷报刊检查机构的活动，[10]（P169-237） О。Б。梅利尼科娃考察了17-18世纪俄国的礼仪过程。[11]（P95-115） Б。И。科洛尼茨基的研究把革命史看成是符号之争：政权的“新旧”符号和表征之争。因而，政治史被写成社会-文化史，这也是当代世界史学的特点。[12] П。В。卢金的专著分析了关于17世纪俄国国家政权的观念问题。他的论述替代了“幼稚的君主制”的死板公式，引起读者注意的是一幅复杂的多义的图景。例如，作者的下述重要的和有说服力的观点：沙皇个人虽被认为是神圣的，但并不等同于上帝（即不完全神化），“不体面的讲话”（关于这些“讲话”的案卷成了П。В。卢金的基本史料之一）完全不能证明沙皇在民众眼中威望的跌落，相反，这种现象说明沙皇政权在17世纪俄国人政治观念中占了中心地位。[13] Г。В。柳巴切娃研究了19-20世纪之交俄国大众意识中的沙皇形象问题。在推翻沙皇制度前夜社会思潮的总的图是很复杂的和多义的：成千上万的人仍旧期待君主的帮助，与此同时，其他人却在高声歌唱有关沙皇、皇后和拉斯普金的不体面的民谣。С。В。雅罗夫的著作研究了在革命和“军事共产主义”期间工人、农民的政治文化：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是如何被政治化的，在他们中间是如何出现政治偏执和财产平均主义的，农村居民关于苏维埃、共产党、红军知道哪些，又是如何想的--这只是这位历史学家向其掌握的史料提出的一些问题。[14][15][16] Е。Ю。祖博娃的专著的题材是斯大林制度末年的社会舆论和居民对国家政策的态度。[17]
    除了政治人类学，在俄国史学中，还形成了军事-历史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的中心是俄国宗教性和“人民东正教”的历史。[18][19][20]（P5-10）[21][22][23] 在这个学术方向的框架内，研究的不仅是人民的信仰、世界末日概念、阴间世界等问题，而且研究不同的宗教实践：丧葬仪式、景仰圣徒干尸和圣像（或者相反地，辱骂它们）、魔术、巫术等等。在А。С。拉夫罗夫关于1700-1740年俄国的宗教的专著中，这些问题都有反映。他认为，应把东正教、旧教派和宗教分化运动看作是三种互动的宗教文化。他分析了人民东正教的不同形式（魔术、过度仪式、世界末日论、癫狂行为等等）和贵族阶层的宗教性，这使得这位研究者有可能重新评价彼得大帝宗教改革的目的和结果。①
    以上是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某些成果。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