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日常生活史
    近来，日常生活史正在大红大紫，出版人感到有利可图就一本接着一本地策划出版。可以举“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人类的日常生活史丛书”为例。除了翻译作品（《古罗马的日常生活》、《意大利黑手党的日常生活》等）外，这套丛书也收入了俄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有Л。И。别古诺娃的《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的俄国骠骑兵的日常生活》[37] 以及Е。В。罗曼年科的《俄国中世纪寺院的日常生活》[38] 等。
    在苏联年代出版了不少著作，把日常生活与生活的物质方面联在一起：描写古罗斯的居民吃些什么、穿些什么；或者，列举有关19-20世纪之交俄国工人工资、食物和居住条件的统计资料。③ 对日常生活问题的这种方法在当时是必要的。它以有关所研究时代的“人民群众”生活的第一手资料武装了历史学家。但是，当代的日常生活史的“人类学化的”方法的出发点是：人们积极地参与日常生活结构的建立和重建，他们力图“占有”围绕自己的世界并使它适合于自己。[39]（ P77-100）
    为了寻求日常生活史的新方法，人们求助于微观史学。Н。Б。列比娜考察了20年代在彼得格勒三座房屋里住户的变化。她收集到的资料说明：苏联官阶人士的日常生活早就抛弃了“革命的禁欲主义”，但在口头上依旧在宣传。[40]（P9-26） 列比娜与А。Н。奇斯季科夫合写的另一本书，叙述了一般人在转折时期（新经济政策、1950-1960年代赫鲁晓夫的改革）是如何生活的，并从居所、衣着、健康、诱惑、闲暇的视角观察。他们的研究立足于丰富的事实资料的基础上，这些资料从档案、报刊、回忆录和访谈中得来。[41] А。Ю。达维多夫详细分析了1917-1921 年的所谓“背口袋的活动”，即秘密向居民提供食物。作者关注的中心首先是宏观史问题：政府的粮食政策、政府反对秘密提供食物的斗争、政府对产品贸易方针的摇摆，但是书中那些描述背口袋的人（这是些“勇敢的人”，作者明显同情他们）和他们装粮食的火车的艰辛的篇章让人想起一幅幅的民族风情画。[42] Ю。М。贡恰罗夫的书是描写1861年改革后的西伯利亚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有意思的作品：工作和收入、住所、衣着、食品、闲暇、娱乐、城市的面貌和公用事业，主要关注的是居民的中层和高层阶级。[43]
    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积累了丰富的日常生活实践研究的经验。他们的成果可以拿来与历史学家分享。例如，И。В。乌捷欣的书《公用住宅居民的日常生活纲要》对住宅的面积、宅中的物品和家具做了符号学的分析，并与其居民进行谈话；在此基础上，作者真实地重构了苏联时代末年公用住宅居民的世界观，他们对社会公正的理解和他们的行为方针等等。С。А。崔金娜分析了在战前的列宁格勒贵族生存的战略。贵族具有的技能（外语知识、音乐教育等）革命前只在私人范围内使用（如业余爱好等），而在苏联时期则被看好，从而成为他们的职业，并帮助他们在新生活中立足。[44]（P151-192） Н。Б。列比娜关于20-30年代苏联城市的专著是应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日常生活史的例子。“规范和偏差”的两分法成了她分析日常生活不同形式的概念框架。书中既研究了传统的“反常现象”（酗酒、犯罪、卖淫、自杀），也研究了在新政权下已成为正常的反常现象（公共住宅的生活、共产主义的“宗教”），特别注意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定额制：居住面积、衣着、闲暇、私生活。[45] 但著作的内容并不限于揭示1920-1930年代列宁格勒生活中的各种反常现象，作者还成功地揭示了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更替的重要过程，并描述了20-30年代苏联日常生活的许多结构（虽然这看来还远不是全部结构）。
    微观史（与日常生活史一样）的困难在于它相对于分解中的宏观史而言，不具有独立的前途。它的课题和概念都采自宏观史，这些课题和概念只有依靠与“宏大叙述”的隐含的关系才具有意义。正因如此，把微观史列入社会科学危机的逻辑，要比把它列入克服这一危机的逻辑更显得自然些。它也就与语言学转折站在一起了，而它的现实主义的热情却是反对这一转折的。这一切并不说明，微观史学本身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只是因为在全球史解体的时代，微观史与完全非现实主义的期望联系在了一起。[46]（P142-157）
    九、全球史
    最近十年，又出现了一个新事物：把世界史（或普世史）看作全球史的新方法。传统上，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史，这种状况至今未变。历史学家多半研究的是本国的历史--对他们的期望正是这个。但是，研究者有时也越出民族的界限。
    从60年代开始，比较史学和历史比较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里说的往往是相似和差异。例如，对工业化进程进行比较，还有对大革命、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进行比较，一方面是比较相似之处，另方面是比较相异之处。这些都属于比较研究的题目。比较--这是史学中十分重要的方法。它被称为历史认识的“阳关大道”。比较在未来依旧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工具，其中包括对文明的广泛比较，例如埃及与中国。
    最近，尤其是对年轻的历史学家而言，另一些跨民族方法越来越受关注。年轻人感兴趣的是全球进程，例如气候和生态危机。20世纪世界大战的后果或医学进步对人类的影响也成了研究的题目。历史学家感兴趣的还有，欧洲和亚洲，或英国和印度，彼此之间有哪些影响。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有：商品、思想和技术是如何从一国向另一国，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移的，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又是如何变化的。历史学家研究的还有：不同文化是如何相互接纳的，研究外交家、使节或商人留下的关于其他国家的早期的游记、记述。自然，在这里，增长中的全球一体化起了一定的作用。以此为起点，学者们对过去时代的全球一体化进行了研究。这里，“后殖民主义”理论占有一定的地位。后殖民主义理论反对流行的西方优越论；根据这种理论欧洲主要是世界历史的客体，而不是主体。“欧洲与东方”--就是其中的一个题目。俄国史，因其同时既与欧洲又与亚洲有关，因而更受关注。
    不容讳言，历史研究的这种新类型遇到了许多大的问题。这些十分广阔的全球性问题很难与当代史学的方法论原则相容。因为这些原则强调的是接近史料、掌握语言和联系背景。全球史通常只依靠二手资料。研究全球史的学者通常不能掌握所有有关国家的语言，全球史也往往流于表面化，但它是重要的，也是有前途的。
    收稿日期：2006-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