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肯尼迪上台后，继续把NSC5412/2作为实施隐蔽行动的指导文件。约翰逊政府继承了肯尼迪政府的内外政策，对NSC5412/2也未做大的改动，只是在1964年通过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303号文件（NSAM303），将领导隐蔽行动的“特别小组”易名为“303委员会”（注：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二战至波斯湾战争期间中情局和国防部的隐蔽行动》（John Prados,Presidents' Secret Wars: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s from World War II through Persian Gulf），芝加哥1996年版，第249页。）。
    1970年2月17日，尼克松政府通过国家安全决议备忘录第40号文件（NSDM40），对执行了长达15年的NSC5412/2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将隐蔽行动领导小组的名称改为“40委员会”，规定委员会每年对被批准执行的隐蔽活动进行一次考评（注：格雷戈里·特里沃顿：《隐蔽行动》（Gregory F.Treverton,Covert Action），纽约1987版，第234页。）。同时该文件从字面上取消了隐蔽行动战略的反苏性质，指出“美国政府继续用隐蔽行动补充公开的外交活动，这对于维护美国的国防和安全及其对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注：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第322页。）。但其反苏反共性依然隐约可见。因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词典里，国际共产主义与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完全是同义语。这种字面上的变化只是反映了当时冷战格局的变化和美国的战略收缩。
    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福特继任总统后，在其执政的两年多中并没有放弃隐蔽行动战略，只是在1976年初颁布的第11905号总统令中，设立“行动咨询组”（OAG）取代“40委员会”， 将隐蔽行动的决定权掌握在有关政府部门的部长级官员而非他们的代表手里。文件继续规定要用隐蔽行动促进美国的对外政策，但禁止采取暗杀活动。1977年接任的卡特总统继续这一政策。他在1978年颁布的第12036号总统令中，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特别协调委员会”（SCC）取代行动咨询组，作为隐蔽行动的决策机构（注：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第349页。）。
    1981年上台执政的罗纳德·里根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反对共产主义最坚决的总统”（注：彼得·施魏策尔：《胜利：里根政府加速苏联崩溃的秘密战略》（Peter Schweizer,Victory: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纽约1994年版，第xii页。）。他矢志要“把共产主义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因此在任职8年中，不仅接过了隐蔽行动战略的接力棒，而且把它运用到极致。1982年5月，里根政府通过国家安全决议指令第32号文件（NSDD32）《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对苏联及其盟国施加经济压力，在国内外开展政治宣传，进行旨在使苏联的卫星国政府摆脱莫斯科控制的隐蔽活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中5个主要支柱中的3个（其余两个为军事现代化和美国盟国增加军费）（注：克里斯托弗·辛普森：《里根与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指令》（Christopher Simpson,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s of the Reaga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旧金山1995年版，第62页。），足见其把开展隐蔽行动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同年11月12日，里根政府通过了《对苏联进行持久经济战》的NSDD66号文件。两个月后，即1983年1月17日，里根政府又通过了NSDD75号文件《美国的对苏政策》，指出如果苏联接受美国的条件，可以改善美苏关系，同时决定对阿富汗、波兰、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等国的反叛者给予秘密政治军事支持（注：克里斯托弗·辛普森：《里根与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指令》，第228页。）。
    关于1989年继任的布什政府，由于其绝大部分密级档案尚未解密，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见到其实施隐蔽行动的政府文件等档案材料，但从布什总统曾担任中情局长及里根政府8年副总统的经历来看，他对隐蔽行动战略的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只是由于其时美苏关系已经缓和，冷战正走向结束，隐蔽行动战略在其总体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必然下降罢了。
    三
    冷战期间，随着美苏力量的消长和冷战格局的变化，美国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中期，隐蔽行动战略实施的重点在欧洲。在这一阶段，美国对苏联集团展开紧锣密鼓的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其中尤以政治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最为突出。
    在政治战方面，主要是通过制造假情报、散布流言蜚语等手段挑拨离间苏联东欧国家高层领导的关系、苏联与卫星国的关系，引诱苏联集团人员大量叛逃，给苏联权力结构造成最大紧张。最具代表性的是1950年秋杜鲁门政府雇用一批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兰德公司的学者制订了一个颠覆苏联政权的“特罗伊计划”。它具体包括四种方式，即：一、设法使苏联党和国家管理机构丧失能力；二、增加叛逃西方事件，煽动军队和安全机构中出现大量叛逃者，动摇党对他们的信任，导致新一轮清洗，削弱党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能力；三、传播针对苏联高层领导特别是政治局成员的假情报，加剧他们之间的相互猜忌，诱导苏共最高层的权力斗争；四、削弱苏联对东德共产党的信任及紧靠西方边界的苏联驻军的可靠性，继续进行把阿尔巴尼亚从苏联集团分离出来的活动，以及对苏联领导散布中国共产党可能有铁托主义倾向的假情报，促使国际共产主义再次分裂（注：格雷戈里·米特洛维奇：《暗击克里姆林：美国颠覆苏联集团的战略，1947-1956》，第183-184页。）。为了引诱、鼓动苏联集团人员叛逃，中情局经常派特工潜入苏联东欧进行策反，并资助一些民间机构进行鼓动。
    心理战是美国隐蔽行动战略中运用最多的武器。在这一阶段美国运用一切可行手段对苏联集团展开宣传战、心理战。最主要的就是利用“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等电台进行敌对宣传，攻击苏联东欧社会制度，揭露其阴暗面，鼓吹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诱导听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西方的向往，鼓动他们起来造反。当时“美国之音”的一位官员赤裸裸地说，他“不是在搞广播，而是在干革命”（注：时殷弘：《从激变战略到解放战略》，《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第7页。），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为了加强对心理战的领导，1951年杜鲁门下令成立了心理战略委员会（PSB）， 其职责是“制定并向从事心理战的部门传达国家心理战的总体目标、政策和计划，协调、评估国家的心理战”等（注：《给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中情局长的指令》（“Directive to:The Secretary of State,The Secretary of Defense,Th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美国解密文件参考系统，1991070102244，因特网：www.ddrs.psmedia.com/。）。由此足见美国政府对心理战的重视。
    所谓准军事行动是指美国秘密组织和训练从苏联集团叛逃出来的流亡者，然后把他们潜送回国，从事武装破坏活动，也包括中情局特工在敌对国家所搞的武装破坏及暗杀等活动。在这方面，中情局和英国、西德的情报机构密切合作。他们在西德和西柏林的难民营中秘密物色对象，集中进行训练，有些新手还要送到美国学习跳伞、收发电报等特别课程。经过一定训练后，便通过海运或空投把他们送入苏联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等地或阿尔巴尼亚等国，从事搜集情报、武装破坏活动。最突出的是旨在把阿尔巴尼亚从苏联集团分离出去的行动。美英两国都认为阿尔巴利亚夹在希腊和南斯拉夫之间，易于从苏联集团分离。1949年起两国开始协调行动，从西德、意大利、希腊、埃及等地招募了许多“自由阿尔巴尼亚人”，秘密训练后将他们一批批潜送回国。从1949年到1954年，共进行了近20次秘密渗透活动，约500人被潜送入境。但这些人一入境便被当地部队歼灭。1954 年阿政府将抓获的几个特工公审处死，使中情局声名狼藉。中情局遂在同年停止了这一行动（注：于力人：《中央情报局50年》，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