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历史学家杨生茂先生，字畅如，1917年9月26日出生于河北涿鹿一个家道殷实的家庭，6岁发蒙，11岁在县立高小开始接受新式课程的教育，14岁起先后在宣化第二中学和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完成系统的中等教育。在此期间，正值青春年华的杨生茂表现出超常的刻苦求知的学习精神。1938年，杨生茂先生进入燕京大学继续深造。在此期间，他在遭受日寇铁蹄践踏的古老的北平，目睹了同胞深受异族侮辱欺凌的悲惨景象。这促使他苦苦思索：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中国，何以会无法抵御异族的入侵和征服？何以会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
    1941年，青年时代的杨生茂怀着渴求知识、追逐真理、寻求救国之道的抱负，漂洋过海，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这里，他义无反顾地选定史学作为主修科目。在美国期间，他深深体验到因国家贫弱而带来的屈辱，也对充斥于美国社会的大国优越情态十分反感。然而，杨先生所具有的不是一种简单而朴素的民族情感，而更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探索性思考。这种思考进一步激发了他学习历史学的兴趣和责任，也奠定了他此后数十年治学做人的根底和信念。
    1944年，杨先生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导师是美国外交史学巨擘托马斯·贝利。当时，贝利的代表作《美国人民外交史》一书问世不久（1940年初版），该书受流行一时的“新史学”的影响，摈弃以往从政府的角度考察美国外交史的“自上而下”的编纂模式，改由社会、媒体和舆论的视角“自下而上”地研究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和美国外交活动的开展。同样受到“新史学”熏陶的杨先生自然为贝利的研究风格和路子所吸引。但是，他所具有的中华文化的素养和本民族的历史体验，又决定了他决不会盲从美国导师，尤其是对贝利外交史学所推崇宣扬的扩张使命观和强权政治不以为然。最终，在离开美国的前夕，他提笔给贝利写下了一封信函，将他的一些疑问和思考留给了老师。事后，杨先生回忆道，以自己当时的功底，那封信并非对贝利史学的系统批判，只是对贝利所吹捧的美国对华政策提出质疑，并且也不知道贝利是否阅读了这封信，它只是自己的一种爱国情绪的宣泄。但正是这种情绪和批判精神，成为杨先生此后半个多世纪史学研究道路的起点。
    1946年底，杨先生返回北平。次年9月进入南开大学文学院任教。从此，杨先生在南开校园辛勤耕耘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95年退休。先生于1961年被聘为教授，并先后担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美国史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此外，还兼任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委员会世界史组成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顾问等，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树立唯物史观，追寻历史真相
    杨先生将自己的学习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私塾--封建主义教育；正规学校--资本主义教育；建国后--社会主义教育。然而，在前两个阶段，先生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旧式的和西式的教育，而是在风雨飘摇、灾难深重的岁月里，凭着一颗追求真理的决心和满腔火热的正义感，冶炼了反封建和反殖民压迫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了较为成熟的民族感情和社会进步观念。先生回忆道，正是这两种在旧社会中积累起来的思想，才使得自己在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学习运动中能“顺理成章”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观。
    关于唯物史观，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历史。他坚信，经济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其上才有政治、思想、外交等。然而，他并没有停留在对唯物史观的一般性认识上，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开拓和更新自己的观点。他针对国外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冠以“经济决定论”加以否定的现象，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单线的，也不是平面的，而是由纷繁复杂的因素互相影响和制约的，呈现出多层次和立体的结构。过去，我们对历史的统一性强调过多，对历史的多样性注意不够，这种倾向应当克服。但是诸多因素中，毕竟有一种主导的、基本的因素。它影响了其他因素的存在和运动，决定事物的主流……马克思主义从来不笼统地把经济看作唯一的决定因素。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时期或事件中，经济以外其他因素也可能是决定性的。但是从宏观和总体上看，主导因素仍是国内经济的发展，其他因素都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派生、并为之服务的。”[1] 他断言，如果不坚持这一点，就会陷入历史相对主义或单纯的现象罗列。在这里，先生把追求历史真相和内在规律作为史学研究的终极目的。
    史学的目的是什么？每个研究史学的人都不能绕过这个基本问题，并且由于答案的不同而有学派的分野。客观和实证学派力主史学就是通过考据和运用归纳法还原已经消逝的历史真相，历史学家只有摆脱个人的成见、偏见，纯客观地整理、研究历史事实，才能达到“求真”。相对主义史学则认为历史研究离不开研究者的主观认识和判断，研究历史不能仅依赖于考据，还需要“义理”的哲学指导，而且要应答时代发展的需要，达到“致用”。自20世纪初以来，由于兰克史学的衰微，由于牛顿机械力学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崩塌而导致的社会思潮流向的转变，又由于进化论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出现，史学又回复启蒙精神，出现了所谓“新史学”，一时间，“致用”高于“求真”，“主观”压倒“客观”，“相对”胜过“绝对”，逐渐主导了“新史学”流派。
    在史学的这一迷宫中，杨先生独辟蹊径，提出了独特的看法。他首先肯定了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承认相对性，即承认历史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因时而异，因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的。……重视历史的相对性，则会鼓励历史学家去不断探索，不断修正偏误，不断前进，不断激发自强心、自信心和自尊意识。”[2]（P264） 这段话道出了承认相对性的内涵：历史认识因时而异，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