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先生一下子就抓住了特纳“边疆假说”的要害：一个是扩张，另一个是种族主义。关于扩张的命题，先生顺便引入了新左派史学的论点，从而将这篇论文同评析威廉斯的文章找到了一个连接点。先生还认为，特纳为美国存在的问题开列的药方就是不停顿的扩张，这显然是在启发读者领会特纳的方案同威廉斯的迥然不同之处，这又是另一个连接点。两篇文章的内容互为衔接，浑然一体，可以对照阅读，可见先生的构思的工致精巧。关于种族主义，主要表现是特纳的“边疆”神话中毫无土著印第安人的地位，或者说把印第安人视为美国文明发展的障碍。这里，先生把特纳学说同世纪之末“新天定命运”扩张思潮的泛滥结合起来，从而点出了特纳“边疆论”效力于美国扩张政策的实用“价值”。
    先生还评析了特纳学说中的“地域论”，精辟地指出，特纳后来将美国史归结为“地域”间的冲突，表明他的“边疆假说”在解释美国社会症结方面已经走到捉襟见肘的尴尬尽头，不得不求助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这实际上也断送了他先前主张的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总之，无论是“边疆论”，还是“地域论”，目的都是对新兴垄断资本与垄断资产阶级进行直截了当的吹捧与辩护，这就是特纳史学应用于现实的全部内容。
    最后，先生着力分析了特纳学说理论基础崩溃的四方面原因，以及特纳学说在“后特纳”时期的发展与变种，实际上，这一部分内容是概括介绍了美国史学在现当代的发展状况和流向，使读者得以扩展眼界，从总体上对美国史学史有个全面的概览。
    威廉·阿普曼·威廉斯是20世纪60年代风起的美国新左派运动的产物。[5] 先生的论文标明是专论威廉斯的“外交史学”，可能是因为威廉斯牵头的新左派史学的主要成就是在美国外交史方面。但实际上，先生所论述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外交史学，他是把威廉斯作为60年代主导美国史坛的一个重要史学流派的代表来研究的。
    在先生的研究中，似乎从特纳到威廉斯也存在一个断环。威廉斯领军的新左派史学，亦称修正派，何谓“修正”？乃是对保守主义正统史学所鼓吹的“一致论”史观进行清算和修正。一致论史学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进步派的“冲突论”落潮后就已经显露征候，二战后达到顶峰。一致论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企图保持战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保守要求，而在50年代弥漫美国上下的反苏反共的政治逆流则为一致论史学的鼎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不对坚守一致论的正统史学做专门研究，就无法透彻地理解新左派史学。先生明显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多个场合都表示，他的研究对象是5位史学家，而不是3位。其中就包括了一致论的主将丹尼尔·布尔斯廷。然而，先生并没有单独为布尔斯廷写出文章，只在论述威廉斯的论文中作为背景材料使用一个自然段和一个注释谈到一致论，并且还没有见到布尔斯廷的名字。先生曾有过专门研究布尔斯廷的打算，但可能是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原因而未能实现。这也许是个遗憾，但也不足为怪，先生显然是把一致论和布尔斯廷作为一个“过渡”来处理的。尽管如此，这种绕过，也并不妨碍对威廉斯的评析，因为作为外交史学，威廉斯还有两个针对物，一个是正统的理想主义派，另一个是战后兴起的现实主义派。
    在美国史学史领域内，先生对威廉斯及其学派研究得最多最深，威廉斯的论著几乎通读，威氏的门徒们的主要作品也有细心的浏览，这也许是先生涉足最早并且一直情有独钟的领域当属美国外交史的缘故。
    新左派兴起的时代背景的分析，是论文的精彩之处。这说明了先生在分析各个学派时，并不只是局限于评述他们的史学成就，而是将其置于社会和时代的广阔历史平台上来探讨，从而论证他一再强调的史学与现实生活的互动关系。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条件下，新左派应时而起，在威廉斯的培养和影响下，一批新人脱颖而出，成果迭出，卷帙浩繁，内容庞杂，无从厘清。先生以广阔的视野和清晰的思路，直奔主旨，探骊得珠，一语破的。
    先生断言，有一个词语可以概括整个威廉斯外交史学，那就是“扩张主义”。对威廉斯来说，“扩张”就是贯穿全部美国外交史的一根红线，“扩张”基本上能说明美国外交的整个过程。接着，先生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威廉斯的扩张命题，“一是扩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美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孤立主义；二是对美国外交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要素”。关于孤立主义，先生一开始并没有亮明自己的观点，只是介绍了美国不同流派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界定，难得的是，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威廉斯关于孤立主义的“执拗之见”反映了美国中小资产阶级对于垄断集团的无限扩张政策的不满。在这里，先生将威廉斯的“扩张”说同比米斯等人的“大失常”说进行了对照，但是没有展开。“大失常”是美国外交史学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派一直感到困惑和迷惘的难题，威廉斯的修正派史学以其“扩张说”比较成功地解开了这个难题的症结，这正是修正派在整个20世纪60到70年代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予以说明。威廉斯把扩张主义同经济要素联系起来，先生认为，这是他的学说最有价值之处。先生向来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经济是政治的集中表现，威廉斯的研究能遵从这一原则，实属“上乘”和“卓越”。作为对比，先生列举了美国传统的外交史学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依据和目标所作的各种解释，五花八门凡24种，由此可见先生数十年的学术积累之厚重，已达到博闻强识、钻坚研微的境界，令人称奇不已。威廉斯认为，美国实行扩张的目的在于夺取市场和原料，美国是从重商主义胎胞中产生的，到19世纪末从商业和领土的扩张转变为“海外帝国主义”。在这里，威廉斯和他的学生们引入了“门户开放”这个概念。威廉斯断言，美国从来就没有所谓“孤立主义”，其对外政策的基石就是“门户开放”，门户开放的制定不只是针对中国的，而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美国政府迷信于门户开放，以为通过这项政策的推行，就可以继续国内的自由和繁荣，就可以防止国内发生革命运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过度的扩张要付出极高的代价，会损害自身的福利与安全，精神上会毁坏美国社会道德和理智的完善，物质上会引起毁灭性的原子战争，美国外交的悲剧就在于此。威廉斯于是为美国开列了一剂药方，他拾起进步史学派比尔德的一个口号：“在国内开放门户”，即致力于在国内实现“社会合作”，并制定了一整套详细而具体的带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国内改革方案和计划。杨先生就是这样向读者揭示了威廉斯史学的思考逻辑：对外扩张-扩大市场-门户开放-悲剧性失败-加强国内改革。值得提出的是，威廉斯史学从研究外交问题入手，最后又落脚到国内，这说明了威廉斯所建立的是一个庞大的美国历史解说体系，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外交史学。也正因为威廉斯的逻辑结论，使他难免重蹈比尔德由经济分析而步入孤立主义的歧路，他实际上是“以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去批判垄断资本主义”，他所精心制定的改革计划只是在扬汤止沸，并不能逆转帝国主义发展的规律，解决美国的问题必须另辟蹊径。这正是杨先生在论文的最后部分所作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