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先生半个多世纪的治学之路，是沿着通史-专史-通史的途径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这正是古今中外大多数史学大师所走的治学之路。大师们一般都是在完成专题性研究的基础上，最后在大通史方面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对此，先生实际上在晚年有所思考，这体现出先生所具备的“不固步自封”、“不墨守成规”的学术素质，以及“澹泊惜阴”、一意探进的奋进精神。学者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刻苦钻研的考究型，一种是灵性思考的哲理型。先生是二者兼而有之，聪慧睿智而又不失严谨扎实。然而，学术之路是艰巨而坎坷的，完成史学的宏观思考，重新搭建世界史的观点体系，谈何容易。关于这个问题，先生具有惊人的清醒和明智。他在一篇写于1985年的“自述”中这样说道：“我年逾花甲，学习美国史近45年了，但博与约、通与专的问题解决得还不好，还不满意，还不能感到心安理得……有时我想，我们这辈人只能起个桥梁和铺路作用。假如美国史研究需要几代人梯才能攀上峰巅的话，恐怕我这一辈人正是在人梯的最下层。能发挥好底层人梯的作用，亦于愿足矣。”[2]（P355） 先生的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正充分折射出他的思想之恢宏，人格之高尚。
    原文参考文献：
    [1] 杨生茂等：《关于撰写〈美国外交史〉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88年第2、3期。
    [2] 杨生茂：《探径集》，中华书局，2002.
    [3] 参看杨生茂：《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 参看杨生茂：《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南开学报》1982年第2、3期。
    [5] 参看杨生茂：《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世界历史》1980年第1、2期。
    [6] 杨生茂：《南开美国史学40年》序言，2004.
    [7]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
    [8] 杨生茂等：《关于撰写〈美国外交史〉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88年第2期。
    [9] 杨生茂：《漫谈美国外交史学》，《历史教学》1982年第12期。
    [10] 参看王玮：《美国史学对19、2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思考与认识》，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11] 杨生茂：《〈美国通史〉编后絮语》，《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