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独具慧眼，致力于美国史学史研究
    先生认为，求“通”的佳径莫过于学习美国史学史。这句话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因为无论学习什么学科，必须要从学习这门学科本身的历史入手。
    先生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从世界通史“一头扎进美国史教授和研究工作”时，就涉足美国史学史的思索了。他的最初成果《“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兼论美国“边疆史学派”》发表于“文革”前夕的1965年初。该文的主题是揭露美国肯尼迪政府扩张主义政策，同时对美国的边疆史学流派进行学术评价，该文所依据的丰富史料以及作者的写作功力，成为后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这篇文章的学术生命也由此延续下来，至今仍然在学坛熠熠生辉。
    上世纪80年代后，先生以三篇论文着重对影响美国史学较大的史学家的史学思想进行剖析，这种以点带面的研究法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对整个美国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作了全面的扫描。这三篇论文如按发表时间排序，分别为《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1980年）、《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1982年）和《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1999年），为时近20年，可见功力之深。若按所论对象称雄史坛的年代排序，则正好反过来，为班克罗夫特-特纳-威廉斯。再加上亨利·亚当斯和丹尼尔·布尔斯廷作为过渡与衔接，这一序列基本上涵盖了美国史学两个世纪发展的整个脉络。
    先生的选择不是随意的和盲目的。他之所以选中这五位史学家作为研究美国史学史的“航标”，有两重考虑：第一，这些史学家基本符合成为杰出史学家的三大标准，“一是他们能综合并吸收以往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部分；二是能结合所处时代的要求，对这些优秀文化加以发扬光大；三是对未来社会发展能起到推动或启迪作用”。[1]（P266） 第二，这些史学家，尤其是班克罗夫特、特纳和威廉斯，分别代表了美国史学发展历程的三个时期，即美国独立到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期、20世纪50年代以后。
    班克罗夫特不愧是第一时期美国史学的代表，是美国史学的奠基人，“是美国第一代最有影响的国史大师”[3]。是他把美国文化从殖民地时期英国文化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从史学的角度培养了美国人的民族特性。之所以有这样的功绩，全赖于班氏特有的“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的素质。他长期在欧洲就读，接收系统的欧式教育，吸收了欧洲文化精华之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美国本土扎根的以清教教义为核心的新英格兰精神，开创了美国自己的民族主义历史学，而这种民族主义的内涵就是对美国式民主主义的讴歌和颂扬。杨先生认为，这正是他不同于其他史学家的创新之处。透过班氏的清教史学的外表，我们看到的是欣欣向荣的年轻的资产阶级在新大陆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雄心勃勃的政治经济要求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第二次对英战争后，美国开始了工业革命，美国的蓬勃活力完全体现在自由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上面，一切都是乐观、朝气和昂扬，如弗农·帕灵顿所言，美国正经历着一场“浪漫主义革命”，班氏就是这个时代的产儿。班氏的辉煌之处在于他既不受美国本土浅薄的精神资源所累，也不全盘照搬欧洲的文明传统，既不固步自封，也不妄自菲薄，是摆脱蒙昧主义的佼佼者。先生的结论是：“当时美国科学历史学家的前进道路是以班克罗夫特为起点的”。我认为，这个结论的潜台词是，美国史学在班氏之后没有停止其发展的步伐，班氏为美国史学的发展开创了很大的余地，这个余地来自于班克罗夫特遗留的如下缺憾：第一，班氏的史学思想始终笼罩着上帝的灵光，浸濡在新教精神当中，他的一切似乎都是在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万能，这也正是此后出现的美国科学历史学所要解决和克服的问题。第二，班氏史学倾心于美国精神，不可避免地要滑向“美国例外论”，这也同样是美国史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要面对的一大痼疾。第三，班氏认为美国民主可以在德意志原始社会的平等中找到源头，这就为后来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的“生源说”埋下了伏笔，而正是由于对“生源说”的挑战和批判，才有19世纪末特纳的“边疆假说”的问世。
    与其把亨利·亚当斯看作是班氏历史哲学的延续，不如看作是该哲学在浪漫主义时代行将结束时，走向颓废的尾声。南北内战后，垄断成为时代的主题，财富的积累造成的是分配不公，海外扩张带来的是民主体制和自由理念的危机， 边疆开发的完成引发的是整个社会心理的忧惧和恐慌，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处事原则发生了巨变，对人生意义、精神归宿等人的主观问题的关注导致社会思潮由客观主义转向主观主义。知识阶层也在急剧分化，一部分人被扩张大潮所裹挟，成为新天定命运的吹鼓手，如布鲁克斯·亚当斯，一部分则陷入苦闷、彷徨，浪漫时代的理想主义被逃离现实的犬儒主义所代替，乐观向上为极度的悲观绝望所淹没，如亨利·亚当斯。而这两个亚当斯竟恰巧是手足亲兄弟。毕竟是山转水流，风光不再，亨利·亚当斯双脚已经迈入了财阀巨头统治的新社会，头脑却仍停留在田园风光式的自由资本时代，他的浪漫主义情怀已经无所归宿，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所以，杨先生只是在评论班克罗夫特时以两个自然段的篇幅对亨利·亚当斯的思想作了短评，而没有为他单独作传，这是有道理的。
    在班克罗夫特和特纳之间似乎还缺了一个环节。欧洲的兰克倡导的“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史学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史学在19世纪后期传到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主导了美国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但是，正如先生所言，美国人向来重实际，重实用，不重视抽象原理，不重视追究思想意识的辩证发展，不重视历史细节。花费毕生的精力去爬梳资料，钩沉考证，辨伪勘误，不是美国人的风格。如班克罗夫特，在史料方面“不若德意志同行们那样严谨不苟”；特纳则着重宏观历史，并不拘泥细枝末节，其边疆论作为体系，疏漏颇多，只能是一种“假说”；威廉斯代表的新左派史学在资料的应用方面更是粗糙有余而细腻不足，甚至错误百出。所以，“如实直书”在美国并无太大的市场，如赫伯特·亚当斯虽在美国力擎实证主义的大旗，但他的名声主要是来自于“生源说”。而特纳正是因为把矛头直对赫伯特·亚当斯的“生源说”，才有了他的“边疆论”，才有了他的声名大噪，才有了他在美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如前所述，先生对特纳的研究始于“文革”之前，那篇评肯尼迪政府“新边疆”政府的文章，奠定了对特纳学说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这个研究成果便是1982年发表的论文《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以及翌年编译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一书，该书不仅收录了特纳的作品，而且其中对特纳学说的点评尤具学术价值。
    特纳的论著不多，但却因一篇论文而声名鹊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纵横美国史坛的进步学派三巨擘之一。先生着力对特纳的边疆史学得以独领风骚的社会背景作了剖析[4]：第一，19世纪末，美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折时刻，垄断资本的增长和帝国主义的形成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提出了新的社会问题，需要史学家对美国历史作出新的解释。在这一点上，特纳史学充分体现出“致用”的性质。第二，东部对史学研究的垄断同西部的大发展的现状已不相称，需要有人对此提出挑战和进行冲击，为西部“在全国政治的阳光下占取一个地盘”。东部的垄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源说”的泛滥，以特纳的导师赫伯特·亚当斯为首的一批东部史学家认为，体现在美国宪法中的民主主义来源于古代欧洲的条顿民族的原始社会民主；一是职业史学家们一味地推崇西欧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而特纳要想改变当时的史坛陈旧风气，必须提出自己的新史学。第三，“进步运动”的全面开展，也需要有一种“进步”史观下的史学流派。而作为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的进化论和经济唯物论，正是支撑特纳整个立论的支柱。第四，马克思主义传入美国，给美国史学界带去经济史观，但是特纳的经济分析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多大，值得怀疑，先生认为，特纳过于强调美国环境和经验的特殊性，因此对欧洲引进的东西，包括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本能的抵制。先生对特纳史学的背景的分析，实际上为我们展现了美国在19、20世纪之交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大变动的广阔画面，其手笔之大，视野之宽，立足之高，甚至连试图解读特纳的一些美国史学家也无法比拟。他并不局限于对其史学成就作流水账式的评述，而是把特纳放入社会和时代的广阔舞台上来探讨，从一种特殊的角度透视特纳史学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实用性。
    特纳学说的核心就是一个美国史学本土化的问题，其实班克罗夫特也是一种本土化，只是不及特纳来得彻底，但过于彻底就流于绝对，这是特纳学说最受到攻讦的地方。特纳迎合的是泛滥美国上下的“美国特殊”即“美国优越”的民族主义思潮，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不是来自日耳曼的“生源”，而是来自环境，这是特纳学说的一大特征。先生指出，特纳学说另一个特征是反对赫伯特·亚当斯仅从政治制度与宪法的角度去考察美国历史的方法，主张从社会大背景出发建立宏观史学。其“边疆论”可以用特纳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退缩以及美国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边疆说”的内容十分庞杂，特纳赋予了“边疆”太多的内涵，把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变革都同边疆的“流动”联系起来，先生认为，这种“流动”的真正含义，就是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