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也可以证明《三国史记》里出现的“古传”和“新罗传记”更有可能是另一种不规范的通称，而不是具体的书名。由于金富轼是参照中国正史的体例编纂《三国史记》的，所以有意识地对早期史书的通称进行了规范，这才形成了我们见到的以“古记”通称之的现象。《三国遗事》的编者一然在这方面的意识没有那么强，所以《三国遗事》里早期史书的指称就比较随意。而且，在《三国史记》里终究还是留下了早先指称比较随意的痕迹。
    不过，在《三国遗事》里还是能够看出，早期史书的指称大致可以分为“古记”类和“乡传”类两种。前者包括古记、古传、史略、古本、记等，后者包括乡传、乡记、别记、别传等，前者的内容似乎多是国家大事，后者的内容似乎多是人物和地方掌故。只是两者之间又经常混用，尤其是“古记”似乎更有统指的意味。
    综上所述，在高丽时期，“古记”是对早期所有朝鲜史书的通称，在高丽以前，这样的通称还有“古传”、“乡传”等多种。由于《三国史记》的影响，后世才沿用了“古记”这个指称。不过在高丽时期，“古记”和“乡传”等通称还是有不严格的区别的，这个区别应该说正反映了朝鲜早期史书的分类。
    二、朝鲜早期史书的分类
    朝鲜早期史书的情况虽然非常复杂，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提供的材料梳理出一个大致的线索。
    朝鲜早期史书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史，一类是通史。
    先说专门史。这主要是在统一新罗和高丽前期，由某些文人杂采早期史书或民间传说所写成的专门记叙社会某一方面的史书。在《三国史记》中，金富轼就引用过统一新罗时期的金大问的著作，并说其“作传记若干卷，其《高僧传》、《花郎世记》、《乐本》、《汉山记》犹存。”
    《花郎世记》可能是列传的主要材料之一，因为在列传里，有不少花郎的故事。
    《乐本》，应该是写有关新罗音乐历史的，因为是“传记”，所以应该是写人物为主的，但在《三国史记·杂志·乐·新罗》中，引用的都是“新罗古记”、“罗古记”和“古记”，而于勒一段内容与本纪有异，如注知名字的差异，注知三人都学琴，而在本纪中是各学琴、歌、舞。如果本纪依据的主要是通史系统的古记，那么乐志依据的古记就不是通史系统的古记，那就很可能是《乐本》。《乐本》很可能也被看作是“古记”之一。
    《汉山记》，汉山是地名，《三国史记·卷三十五杂志第四·地理二·汉州》：“本高句丽汉山郡，新罗取之，景德王改为汉州。”真兴王十六年曾“巡幸北汉山，拓定封疆”，这里是新罗和高句丽的国境线，战事频繁，太宗王七年时高句丽靺鞨曾兵围北汉山城。《三国史记》说金大问“圣德王三年（704年），为汉山州都督”，他应该是那时候搜集了当地的民间传说而写成的。《汉山记》应该是以汉山周围地域为范围的记载战争英雄的传记作品，像列传里的“匹夫传”等就有可能来自《汉山记》。
    另外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法兴王·十五年》的“新罗肇行佛法”的记载后，有注释说明是据金大问的《鸡林杂传》而写成的。显然，在撰写专门史方面，金大问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此外，《三国遗事》也引用过金大问、崔致远、金宽毅、安弘等人的著作。
    《三国史记》的“地理志”是依据景德王时的地理材料写成的，因为其中有大量的“景德王时改名”的记载。景德王十六年（757年）， 对全国郡县进行了大调整，呈现在“地理志”中的面貌，就是那个时候的样子。然后由金富轼等人加上了一些“今名”，但在景德王时名和“今名”之间几乎没有其他的材料，所以地理志依据的是景德王时的材料，而不是那以后写成的材料。此时距金大问做汉山州都督已经过去了50年以上，这个材料不可能是金大问写的了。
    此外，《三国史记》还参考了金长清的《金庾信行录》、崔致远的文集和《帝王年代历》。金石文有薛仁宣撰《金庾信碑》、崔致远撰《鸾郎碑序》、朴居勿撰《三郎寺碑》、韩奈麻、金用行撰《我道和尚碑》、无名氏撰《贞菀碑》，另外还有薛聪“所制碑铭，文字缺落不可读”。
    在《三国遗事》里，这样的史书通常被称为“乡传”或“乡记”、“别记”、“别传”等。“大城孝二世父母”、“法敏抗唐”、“玄琴与笛”、“太宗见慈藏”等故事都标明来自这样的史书。在很多情况下，一然没有点出具体的书名，只以“乡传”等指称，点出具体书名的有《壇君记》、《王代宗录》、《古典记》、《李磾家记》、《星函西域记》等，还有一本“古本殊异传”，很可能就是大部分已经散失的《新罗殊异传》。从这些书名可以窥见“乡传”类，也就是专门史的大致内容，即具体人物传记和轶事掌故。
    在专门史中，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史书，就是佛教典籍。佛教是高丽的国教，从新罗到高丽，都有很多贵族子弟皈依佛门，所以僧人的文化素质普遍比较高，也就留下了许多朝鲜佛教的历史资料。《三国史记》显然引用了某些佛教史籍，因为在本纪中，有一些关于佛教僧徒的故事记载得很详细，不像古记一般行文简略的样子，但指明的只有金大问的《高僧传》。在《三国遗事》中，则多次引用了“高僧传”、“海东僧传”、“僧传”，还有一些具体的传记如《三和尚传》、《宝壤传》、《良志法师传》、《慈藏传》等。还有一些庙宇的历史文献，如《（皇龙）寺中记》、《（灵鹫）寺中古记》、《（金光寺）本记》、《（佛国）寺中记》等。这些史料虽然记载的是佛教在高丽的发展历程，但也从一个侧面记载了朝鲜的历史。这些佛教典籍都可以通称为“乡传”，但是有时又称“古记”，是指称比较混杂的一类。
    再说通史。朝鲜古代的通史史书包括各国的本国史和综合朝鲜半岛各国的通史。这种通史从很早就开始出现了，到高丽以前一直没有停止记录，但是，我们又不能以静止的观点看待这个通史的系统，因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通史又经过了几次大的改造。下面就专门谈谈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