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本纪”记载详细而相应的另一国“本纪”里记载简略的13次情况中，主要是对“高句丽本纪”的，对“新罗本纪”的情况在真兴王以前几乎没有出现，相异的情况也是“百济本纪”是误抄，如“肖古王·三十九年”有“罗王奈解怒，命伊伐湌利音为将，帅六部精兵，来攻我沙岘城”的记载，“新罗本纪”的记载却晚十年，在“奈解尼师今·十九年”条中。但“奈解尼师今·十二年”才有“拜王子利音为伊伐湌”的记载，所以“百济本纪”的记载是错误的。在真兴王以后，“百济本纪”中重复的内容比“新罗本纪”多的情况开始出现，但有很多是把新罗的事情移到了百济的部分来写的，如“武王·三年”的记载信息比同年的“真平王·二十四年”多，但多的是新罗贵山、帚项的故事。
    以上情况透露出了史料本身的面貌。这说明，尽管三国的通史都流传了下来，但新罗的通史内容比较齐全，而高句丽的通史只存长寿王以前，百济的通史内容也残缺不全。从“高句丽本纪”中可以看到，有关中国的事情几乎都是以中国史料为基础写的，这不是因为金富轼信任中国史料--恰恰相反，当出现两国史料的矛盾时，他总是信任本国史料--而是因为高句丽的古记缺乏外交记录，这从高句丽与新罗、百济的外交事件也多摘抄而来可以佐证。但“高句丽本纪”的内容并不少，尤其是在长寿王以前，但其内容实以故事传说为主，说明高句丽的古记也是以故事传说为主，在三国的古记中可能是经过后人删改最少的。百济的古记比之高句丽的古记更像史书，资料系统一些，但比之新罗的仍远远不如，所以要从新罗那里移来一些做补充。
    在统一新罗后期或高丽初，通史系统又经历了第三次改造，这就是把三国的通史综合在一起所写的史书。在《三国遗事》中，出现了“《三国史》”、“《三国史记》”、“《国史》”、“《三国本史》”等书名，其中《国史》指金富轼编纂的《三国史记》，其余的书则另有所指。这说明了高丽前期的确存在一本或数本综合了三国历史的史书。
    《三国史记》的年表与本纪所依据的底本是不一样的，这从年表和本纪的大量差异比如国王的名讳、事件的年代、用语的不一致等可以判断。比如在本纪里，新罗始祖朴赫居世的死亡写作“升遐”，在年表里却写成“薨”，又如“新罗本纪”中的太宗武烈王在年表里写成“太宗王”，“高句丽本纪”里的太祖大王，年表里写成“古祖王”。这些说明，年表不是在本纪写成之后，再根据本纪来写的，而很可能是直接根据另一个年表来写的。年表里也有极少数本纪里所没有的记载，如新罗神文王四年有关中国的“光宅”年号在新罗不行的记载，以及孝昭王四年和五年有关中国武周年号不行的记载。《三国遗事》也有一个年表，这些都说明在高丽前期，存在一个年表。由于年表是把三国的历史合在一起排列的，所以这是三国综合通史存在的一个佐证。
    更为重要的证据是所谓“旧《三国史》”，不过关于这本史书，还有许多需要辨明的地方。
    四、“旧《三国史》”辨析
    李奎报在长诗《东明王篇》的序中说：
    越癸丑四月，得旧《三国史》，见《东明王本纪》，其神异之迹，喻世之所说者。然亦初不能信之，意以为鬼幻。及三复耽味，渐涉其源，非幻也，乃圣也；非鬼也，乃神也。况国史直笔之书，岂妄传之哉！金公富轼，重撰国史，颇略其事。意者，公以为国史矫世之书不可以大异之事为示于后世而略之耶？……矧东明之事，非以变化神异眩惑众目，乃实创国之神迹，则此而不逑，后复何观？是用作诗以记之，欲使夫天下知我国本圣人之都耳。
    在诗中，李奎报歌咏了解慕漱和东明王的事迹，并且以注释的形式留下了许多原文。从这些原文可以发现，“旧《三国史》”中保存着比《三国史记》更多的神话故事，虽然经过了改造和综合，但是儒家正史的观念显然还不强。遗憾的是李奎报只留下了“东明王本纪”的一段记录。
    许多学者由此出发，对“旧《三国史》”进行了研究。现在在韩国占主导方面的观点是，认为“旧《三国史》”是一部完全不同于诸古记的史书，它是一部完备系统的通史，不但综合写了三国的历史，而且有突出的民族性，其主导思想并不是儒家思想。如此一来，《三国史记》所呈现的儒家倾向和民族文化的丢失就都是金富轼的责任了。但对于这些结论，我还有很多疑问。
    关于“旧《三国史》”这个提法，目前只有李奎报（1169-1241年）在《东明王篇》中明确提到，但这本书是否写了完整的三国历史，还无法证实。一些学者认为，一然在《三国遗事》中也引用了很多“旧《三国史》”的内容，但他没有使用“旧《三国史》”这个名词，而是使用了《国史》、《三国史》的提法。上述关于“旧《三国史》”的结论，都是利用《三国遗事》的资料得出来的。有学者更据此认为“旧《三国史》”还写了渤海国的历史，在三国中以高句丽居首，并题为“高丽本纪”。但是《三国遗事》所引用的“三国史”、“国史”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尚可商榷。
    金富轼所撰的《三国史记》确定其书名，应该是在他写完的时候。他的《进〈三国史记〉表》的题目可以证明。但也有人认为这个题目是后人所加。但在《玉海·卷十六·地理·异域图书·淳熙·三国史记》中又有记载：“元年（1174年），五月二十九日，明州进士沈忞上海东《三国史记》五十卷，赐银币百，付秘阁。”现在在《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艺文二》中的确载有“《三国史记》五十卷（并不知作者）”， 说明《玉海》的记载是可靠的， 也证明《三国史记》在1174年以前就已定名为《三国史记》，此时距《三国史记》的成书不过28年的时间，而一然还没有出生。确定了这一点，对我们分辨“旧《三国史》”很有用处。
    我将《三国遗事》中的类似引用进行了统计（见附表4），结果发现有“国史”、“三国史”、“史”、“三国本史”和“地理志”、“年表”、“本记”、“列传”等提法。我把引用它们的内容与《三国史记》的内容进行了比较，把异同的条数进行综合，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发现一些规律。“地理志”、“史论”、“年表”和“列传”与《三国史记》的有关内容是一致的。这可以说明它们就是指《三国史记》的部分内容，或是《三国史记》的某一原典。“三国史”、“国史”、“三国史记”到底指什么，还需要具体分析。
    《三国遗事》肯定引自《三国史记》的地方有两处。第一处是卷二“纪异第二金传大王”，“史论曰”与《三国史记·卷十二新罗本纪第十二·敬顺王九年》的“论曰”内容基本一致，只缺少金富轼与宋臣交流之事以及个别字的差异，但《三国史记》的某些史论也并非金富轼所撰，乃是沿用原典而来，判断这条“史论曰”的确抄自《三国史记》的证据是，它也照抄了其中“昔钱氏以吴越入宋，苏子瞻谓之忠臣”之句。苏轼此言见于《东坡全集》卷八十六《表忠观碑》，此文成于北宋熙宁十年，即公元1077年，是高丽文宗三十一年，加之它流传到高丽的时间，至少应在肃宗以后了，距离《三国史记》的编纂已经很近，而在《高丽史》中也可以看到北宋神宗年间的言论文章，都是在高丽睿宗、仁宗以后才被提及，所以这句议论当是金富轼所发，并非任何原典所有，而《三国遗事》此处的确摘自《三国史记》。第二处是卷五“感通第七·仙桃圣母随喜佛事”的“《国史·史臣曰》”直接引用了上段史论所缺的金富轼与宋臣交流之事，只有个别文字有差异。这两处肯定引自《三国史记》的地方，是同一段史论，但一曰“史论曰”，一曰“史臣曰”，可见一然在引用时并不十分严谨，而《三国史记》在这里被称作“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