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遗事》直接标明引用“三国史记”的一处是卷二“纪异第二·南扶余·前百济·北扶余”：“按《三国史记》，百济圣王二十六年戊午春，移都于泗泚，国号南扶余”，但这个“三国史记”倒未必是金富轼所写的《三国史记》，理由有二。一是在《三国史记·卷二十六百济本纪第四·圣王》中，此条写在第十六年上，这显然是一个传抄的讹误，只是不能肯定是《三国遗事》抄错或其流传中的讹误亦或是《三国史记》流传中的讹误。但显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三国遗事》并未抄错，《三国史记》此条也的确写在十六年上，那么，《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都分别抄自某一原典，只是其中一本抄错了。第二个理由是《三国遗事》所引此条的年代表记方式为“三国某王某年加干支”的方式，而《三国史记》的本纪一律采用的是“三国某王某年”的方式。在《三国史记》的列传中，一共有7种表记方式，其中有“三国某王某年加干支”的方式，郑求福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说，这证明列传的原典有很多，表记方式也有很多种，而金富轼没有像在本纪中那样对此进行整理统一。由此可知，朝鲜原典的年代表记方式的基本类型是以“某王某年加干支”或直接以干支记录的可能性很高[1]。我认为郑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三国遗事》此条抄自某一原典，而非抄自《三国史记》之后又查万年历之类加上干支的可能性是很高的。综合两条理由，虽然不能肯定《三国遗事》此条指明抄自《三国史记》的内容的确不是抄自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但至少证明这种可能性很高，只能存疑。
    由上可知，《三国遗事》把金富轼的《三国史记》叫作“国史”，而所引用的“三国史记”则很可能指另一本书，这说明在当时的高丽，大家并不十分尊重金富轼为《三国史记》所取的书名。到李朝初，在徐居正的《东人诗话》中，仍然说“金富轼《三国史》亦不载”[2]（P225） 等等，指称上仍然不统一。
    上表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所引书与《三国史记》相异的部分。因为相同的部分不能肯定是引自《三国史记》，而相异的部分却能肯定不是引自《三国史记》。这样，我们应该把“半同”的部分也算作“相异”的部分。可以发现，所谓“三国史”、“国史”与《三国史记》的异同条数基本相当，在“本记”中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说，《三国遗事》所引的“三国史”和“国史”都有相当部分和《三国史记》不一样。考虑到上述把金富轼《三国史记》叫作“国史”的事实，则“国史”显然用来同时指称《三国史记》和此前的某一本或几本史书。在《三国遗事·卷四义解第五·圆光西学》中，记载了“《三国史·列传》”中的贵山、帚项的故事，与《三国史记》的内容基本一致，后面却说“据如上唐、乡二传之文”，把《三国史》称为“乡传”，证明在《三国遗事》中，所谓“三国史”、“国史”、“三国史记”等指称，是极不严谨的，同一书名可以用来指称好几本书，而同一本书也可以被指称为好几个书名。因此，《三国遗事》的引文证明了高丽前期的确存在一本或数本系统的三国通史史书，但是，却不能仅以书名指称就认为《三国遗事》所引的“三国史”或“国史”就是李奎报所见到的“旧《三国史》”。
    因此，关于“旧《三国史》”，真正的证据仅有李奎报的《东明王篇序》一处。虽然《三国史记》书名已定，李奎报也点出了“旧《三国史》”这个书名，但正如一然（包括崔佑甫碑）可以把《三国史记》叫做“三国史”或“国史”一样，李奎报也可以用它来指称《三国史记》以前的任何一本有关三国的史书。他在《东明王篇序》中后面又说：“况国史直笔之书，岂妄传之哉。”又把“旧《三国史》”叫做“国史”。如果说这里的“国史”乃是泛称，不是书名，那么从文中之意来看，“旧《三国史》”也完全可能是泛称，不是书名。因为有了《三国史记》，所以就把以前的史书称作“旧《三国史》”，正如《三国遗事》把以前的史书称为“国史”和“三国史”以区别“三国史记”一样。
    学界之所以重视“旧《三国史》”，一个原因是它把三国的历史综合到了一起写，似乎这也就意味着它是经过系统的改写的。但三国的历史本就纠葛很多，古记既是故事体的或传记体的，某些就没有严格的国系线索，故事内容也交叉于三国，都可以称为“三国史”，而到了统一新罗，高句丽的历史和百济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是“国史”的一部分。从《三国遗事》中可以看到，“三国史”、“国史”不仅写了三国的历史，而且写了古朝鲜、扶余和渤海国的历史，但正因为其指称的混乱，所以无法肯定这些内容是存在于一本书中。如果是很多本书都被通称为“国史”，而其中每本都没有写全上述各国，那么其面目就与学界所谓“旧《三国史》”相去甚远了。反过来看，诸古记名目繁多，各国皆有，甚至有像《海东古记》这样外延模糊的书。这些各国通史在金富轼的时代就已经互相编辑或至少是组合在一起了，那么称之为“三国史”亦不为过。也就是说，李奎报看到的书实际上也有可能是各国通史的混合，所以，远古的神话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但不能肯定就是一本综合了三国历史的重新写过的“旧《三国史》”。
    综上所述，朝鲜早期史书中的通史系统在高丽中期以前，已经被组合到了一起，但是其具体面貌尚不清楚。尤其是是否有统一的体例和完备的思想体系，还不能证实，所以对金富轼的《三国史记》的批评也还需慎重。
    收稿日期：2005-06-30
    注释：
    ① 考虑到一然在引用古籍时经常述其大意或综合而成，所以本表将意同文略不同的情况一律算做相同的情况。的确有完全不同内容的情况才算作异，部分相同部分不同或没有的情况算作半同。
    ② 此表第二、三列里是“新罗本纪”、“高句丽本纪”、“百济本纪”在相互有关的内容上的记载进行比较的结果。某年条内如果出现几次共同的事件，则分别计算。如果两列都是“多”，则是两国本纪各有对方所没有的信息。本表统计的是各条中实际信息数量的比较，不计文字的差异。因为新罗的资料多，所以以新罗王纪年。
    ③ 此表与附表3-3、附表3-4是把附表3-1中的情况按三国本纪分别进行统计而得出的。
    原文参考文献：
    [1] ［韩］郑求福。三国史记解题[A].译注三国史记·原文篇[C].汉城：韩国精神文
    化研究院，1996,P532-535.
    [2] ［韩］徐居正。韩国诗话选·东人诗话·卷下[M].汉城：韩国太学社，1987,P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