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统一新罗的近三百年时间，古史系统又经历了改造。采用“某国古记”这样统一的书名，或者都被通称为“某国古记”，本身就说明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和环境中成书的。三国时期的通史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现在看到的古记的内容，有本纪、列传，以干支纪年，完全是按照中国史书的形式来撰写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国时期，通史是国家出面组织人撰写的，是官修史书，只此一部。而现在的所谓“古记”，仅属于通史系统的，一个国家就不止一部。如新罗有《新罗古记》、《新罗传记》、《新罗别记》、《新罗古传》，高句丽则有《高丽古记》、《海东古记》，百济有《百济古记》、《三韩古记》等，此外又有《驾洛（国）记》、《东明记》、《壇君记》、《本朝史略》、《古典记》等书名。这本身就说明了三国时期的古史后来又经过了重写，而且版本不一，似已非官修。我可以举一些证据。
    《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中的“或云（作）”、“一云（作）”很多，可以发现从不指中国史籍，中国的材料从来都明确指出来，而这些“或云（作）”经常同时有两个，最多的有三个，如“百济地理志”中的“悦己县”，注释云“一云豆陵尹城，一云豆串城，一云尹城”。说明其所据底本至少有四部，或者底本不足四部，其中一部或数部已经是两部以上的底本所合成，已有“一云”字样。这就说明三国的原始史料经过了后来的多次整理。上文说过《三国史记》全书“或曰（云、作）”的注释共有118处，“一曰（云、作）”的注释共有294处，数量庞大，绝大多数是关于人名地名的异名，可以看出人名地名的异名占了《三国史记》原典材料差异的主要部分。其次应该是事件发生年代的出入，但其数量远远少于前者。
    为什么人名地名会出现这么多的异名呢？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异名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同一个名的不同汉译法，比如东明王名朱蒙，又名邹牟、众解，琉璃明王名类利，又名孺留，金官国又名伽落国、又名伽耶国，都是这种情况。在翻译的过程中，开始的翻译多是直接的音译，后来则兼顾含义，至少希望在汉文中可以讲通，所以就出现了音译名字也有好几个的情况。比如高句丽第五慕本王本名解爱娄，这就是高句丽名的汉译名，又名解忧，就是在此基础上兼顾含义的结果。二是在原来的民族名字的基础上又另起汉名，造成一人（地）多名的现象。比如高句丽太祖大王“讳宫”，小名“于漱”，小名即高句丽名，大名是汉名，是直接用汉文起的名，并不是“于漱”的翻译。统一新罗以后，更对全国的郡县地名进行了统一的改造，几乎全以汉字重新命名。像上述“悦己县”就是这个情况，它与百济名“豆陵尹”没有关系。这些人名地名的变更也在一次次的古记整理中被记录下来，形成了多重“或云”的情况，这也反过来说明了古记经过了数次整理改造，所以才能将最原始的名字到纯粹的汉名都记录下来。
    《三国史记·卷十五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九十四年》注释云：“案《海东古记》：‘高句丽国祖王高宫，以后汉建武二十九年癸巳即位，时年七岁，国母摄政，至孝桓帝本初元年丙戌，逊位让母弟遂成，时宫年一百岁，在位九十四年。’”郑求福先生统计了《三国史记·列传》的年代表记方式，因为在列传中金富轼没有做统一工作，保留了原材料的面貌，结果在三国时期的事件，以“某王某年”或加干支的形式占了绝大多数[1]（P532-535），而统一新罗的时间，以“中国皇帝年号某年”或加干支的形式占了绝大多数。这说明统一新罗时期写成的史料基本采用中国年号。上文以中国皇帝年号纪年，又直呼王名，不可能是高句丽时期的原作。在《三国遗事》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古史系统的“古记”都采用了中国年号。又，《本朝史略》之书名，见于《三国遗事》，所引非高丽事，而是驾洛国事，则“本朝”当指统一新罗。又，统一新罗时修史成风，很多人在写私史，现在知道的就有金大问的《高僧传》、《花郎世纪》、《汉山记》、《鸡林杂传》，崔致远的《帝王年代历》，金长清的《金庾信行录》和无名氏的《新罗殊异传》等。正是在这个浪潮中，古史被重新写过，神话传说被改造，也可以想见，许多未被记录在古史中的神话传说现在也被发掘出来，重新揉进了历史。像“高句丽本纪”中的琉璃明王（类利）寻断剑的故事，与中国的干将、莫邪子赤比寻剑报仇的故事很相似，而琉璃明王的时代是西汉后期，干将、莫邪的故事最早见于东汉的《吴越春秋》，显然是后人加上去的。类利的故事在李奎报摘录的“旧《三国史》”中更为详细，说明这是“旧《三国史》”就有的故事，非金富轼所撰。
    在《三国史记》的“杂志”中，可以看到新罗的祭祀、乐、官制、色服等记载得很详细，和高句丽、百济的情况完全不同，这种记载方法是从中国史书那里学来的，而本国通史没有这样的体例。这说明，在统一新罗以后，新罗的历史被按照中国史书的体例重新写过，而其他两国的历史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
    以上情况都说明，三国的通史在流传到统一新罗之后又经历了大规模的改造。
    尽管这些早期通史大都又流传到了高丽，但三国之间的材料并不均衡。这个问题，通过比较三国记载中相互有关的内容，就可以判明。金富轼在写作《三国史记》的时候，可以把三国的史料交叉使用，即把某国“古记”中的材料用在另一国的“本纪”中，但是，各国“古记”毕竟也是详内而略外，不可能对自己国家军队的情况不了解，却对对方的军队的具体情况、行动很清楚。比如“百济本纪·武王·三年”记载了新罗贵山、帚项的战斗故事，故事是从新罗的叙事角度记录的，贵山又仅是新罗小将，不是大人物，这就说明这段记载的原典应是出自新罗而非百济的“古记”。依据这样一些内容上的判断，基本可以知道某段记载的原典出自某国“古记”。我统计了三国“本纪”相互有关的内容的相互关系（见附表3-1、3-2、3-3、3-4），结果发现，“新罗本纪”里有记载而相应的另一国“本纪”里没有记载的情况有13次，而“高句丽本纪”的这种情况只有1次，“百济本纪”的这种情况只有5次，“新罗本纪”里记载详细而相应的另一国“本纪”里记载简略的情况有15次，而“高句丽本纪”的这种情况只有6次，“百济本纪”的这种情况有13次， “新罗本纪”里没有记载而相应的另一国“本纪”里有相关记载的情况只有1次， 而“高句丽本纪”的这种情况有12次，“百济本纪”的这种情况有11次。可以发现，“新罗本纪”在相关内容的记载上占有绝对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