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鲜早期通史及其改造
    在通史方面，早在三国时期，三国就分别有各自的史书。通史系统在《三国史记》中有记载，往往被人误以为是通史的发端。又有很多人以为《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是直接引用并删改了这些通史的，由此而引发了各种批判和疑问。其实，记载在《三国史记》中的通史史书，基本而言，既非古史的发端，亦非古史的定型。通史系统早在《三国史记》之前就已经历过多次改造。
    先看新罗的通史。《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第四·真兴王·六年》云：
    秋七月，伊湌异斯夫奏曰：“国史者，记君臣之善恶，示褒贬于万代，不有修撰，后代何观？”王深然之，命大阿湌居柒夫等，广集文士，俾之修撰。
    这部史书的书名，有人认为就是《国史》，其实文中并未指明。“居柒夫传”中也说是“修撰国史”，不能判断这就是书名。而且，这部书也不是新罗最早的史书。
    上述史实发生在公元545年。在此之前，公元502年，智证麻立干“下令禁殉葬”，“始用牛耕”，次年定“新罗”国号，取“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之意”，又次年“制丧服法颁行”，又次年“定国内州郡县”，公元514年，始有谥法， 法兴王立，不再用方言而称“王”。公元517年，法兴王“始置兵部”，520年，“颁示律令，始制百官公服朱紫之秩”，次年首次向中国南朝朝贡，“遣使于梁贡方物”，528年，“肇行佛法”，次年“下令禁杀生”，536年，“始称年号”，544年，“许人出家为僧尼奉佛”，显然，从智证王开始，新罗展开了全面引进汉文化的浪潮。在这个时候提出修撰国史，当然是从汉文化的角度提出来的，汉文化中儒家最重视修史，所谓“君臣之善恶，示褒贬于万代”，正是儒家观念。所以，这是新罗第一部以儒家观念修撰的史书。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从始祖时就不断地出现德、道、礼、让等儒家概念，非常系统，显然是后人所加，不是原始记录的面貌。
    既然“广集文士，俾之修撰”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定是修古史而不是从此开始历史记录，所以这是一部以中国正史形式重新修撰的古史。它有原始材料，也正说明它不是新罗的第一部史书。考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除了神话之外，第一个客观的历史记录是始祖八年“倭人行兵”，第一个语言记录是始祖三十年，其时是公元28年，而第一次文字记录是公元125年， 祗摩尼师今十四年“王移书百济请救”，使用的当然是汉文。在使用了汉文以后，代代相传的神话传说才能被记录下来。但是，还不一定是史书的形式。中国的史书，是从“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开始的，是类似帝王起居注的形式。新罗如果没有大事记和起居注之类的材料，就无法写成按年代排列的本纪。这种史书什么时候有的呢？我认为当在奈勿尼师今（356-402）之后，因为在此之前，王系的血统记载是比较混乱的，尽管经过了整理，还是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像王的年龄偏大，如讫解尼师今是于老之子，即位时于老去世已经61年，而讫解在位47年，殊不可信。奈勿以后，王系就清晰了，说明新罗的原始史书是从奈勿以后不久正式出现的，至真兴王时以中国史书的形式进行了整理。
    再看高句丽通史的情况。《三国史记·卷二十高句丽本纪第八·婴阳王·十一年》云：
    诏大学博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集五卷。国初始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至是删修。
    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出现的第一次使用文字的记录是大武神王十一年的《贻汉将书》，其时是公元28年，其次是公元98年、太祖大王四十六年“遂纪功于岩，乃还”。第一个除神话传说之外的客观记录是始祖三年“黄龙见于鹘岭”，其时是公元35年，历史记录也开始得很早。《留记》的写作当开始于此时。《留记》的完成年代却很晚。如果它在“国初”就已经完成，“至是”方始“删修”，那么中间的几百年的历史记录在哪里呢？从原文的意思来看，显然“古史”就是《留记》，并未指出另有史书，而此次李文真是把以往的历史记录都“约”、“删修”了，参之《留记》有百卷之多，内容肯定不少，所以它应该是记载时代很长的记录。《留记》之名，当取汉字之意，为留下记录，以待后人整理之意（“留”有一极不常用的义项是“治理”，但高丽以前朝鲜古籍，其名均与书、史有关，未有如《资治通鉴》者，故不取），有似于中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原始史书或实录。如此，《留记》有可能是高句丽的第一部史书。《新集》才有五卷，删削不少，也是儒家观念的缘故。这时是公元600年，距高句丽全面引进汉文化的小兽林王时代已经300余年了，以中国史书的形式重修史书是很正常的。不过，这本《新集》金富轼没有看到，因为“高句丽本纪”在长寿王以后使用的几乎都是中国史料，而长寿王以前，相对于“新罗本纪”和“百济本纪”，却是存有神话故事最多的部分，所以金富轼所据的高句丽史书，主要却是李文真删削以前的古本（但不一定就是《留记》）。
    再看百济通史的情况。《三国史记·卷二十四百济本纪第二·近肖古王·三十年》：
    古记云：“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然高兴未尝显于他书，不知其何许人也。
    有人认为百济的第一部史书就是《书记》，其实此条是说以前百济没有文字记录，现在有了高兴，可以记录了，“书记”是以书记录之意，并非书名。
    不过，如何理解这条记录呢？此条写在“王薨”之后，当是近肖古王之事，已不知确在哪一年，所以写在王本纪之尾，所以其时间应该算在近肖古王即位的公元346年至去世的375年之间。参之“新罗本纪”的记载，公元125年，祗摩尼师今就“移书百济请救”。《日本书记·卷十·应神天皇》更云：
    应神二年，命荒田别使于百济，搜聘有识者。国王择宗族，遣其孙辰、孙王随使入朝，应神喜焉，特加宠，以为皇太子之师。于是始传书籍。……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胜于我，是秀逸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翌年春，王仁持《千字文》来，菟道稚郎子习诸典于王仁，莫不通达。
    其时是百济古尔王五十二年，公元285年，尚未有《千字文》， 这条记录有存疑之处，但事情记载得如此清楚，当与百济有此交流无疑。这说明百济的汉学那时已经十分发达，有“博士”官职，所以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未有以文字记事”，不能认为是百济国内没有懂汉文之人，或汉文没有用于内政外交。
    那么是否能认为以前百济没有用文字记录历史的传统，而此时开始了这个传统呢？也不对。因为考之“百济本纪”，自始祖温祚王元年起就有客观记录，二年即有语言记录，看起来不像“未有以文字记事”的样子，所以百济的原始史书，恐怕还要比此时早很多就有了。“未有以文字记事”，只能理解为以前没有以中国史书的形式记录历史。高兴所记录的方式一定与以往不同。他是“博士”，是“得”来，即从中国来的文臣。公元375年是中国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 其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等国均有国子博士、五经博士等，而东晋此外又有太常和周易、仪礼等博士，总之是研究儒家典籍的经学博士，是受儒家观念浸润最深的一群人。如果高兴是到百济以后被授的博士，那么根据《日本书记》上条还说，百济人阿直岐、王仁东渡日本时带去了《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等中国书籍，则百济的博士也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官职。高兴既是博士，所做的记录也一定是从儒家观念出发的，只是与新罗人修撰国史不同，他并非整理古史，而是从那时起记录当代史。百济一直到国亡，没有重修史书的记载。
    以上是三国时期各国通史的面貌：各国都较早开始了原始记录，新罗和高句丽后来又以儒家观念和中国史书的形式重修，百济是以儒家观念开始新的记录。这可以说是通史系统的第一次改造。但是，这些儒家观念的贯彻，显然是不彻底的，否则我们现在就看不到那么多的神话记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