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犹地亚／巴勒斯坦以外的铭文，即犹太人流散在希腊罗马世界的铭文主要由两个团队负责。剑桥大学神学院负责西欧和埃及的犹太铭文，他们的成果已出版。《希腊罗马时期埃及的犹太铭文》收录铭文134条，比弗赖铭文集中的相关部分多了16条。《西欧的犹太铭文》分两卷：第一卷收录意大利（罗马城除外）、西班牙和高卢的铭文，正文共192条，比弗赖／利夫席茨的多了65条；第二卷重新辑录罗马城的铭文，正文共600条，比弗赖／利夫席茨的多了68条。（注：W.Horbury and D.Noy,Jewish Inscriptions of Graeco-Roman Egyp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D.Noy,Jewish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Europe,vol.1:Italy （excluding the City of Rome），Spain and Gau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D.Noy,Jewish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Europe,vol.2:The City of Rom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以图宾根大学为基地的团队负责其他流散地的犹太铭文，他们的成果以《东部犹太铭文》为题分三卷刚刚出版：第一卷覆盖东欧地区，辑录罗马帝国东欧行省及黑海北岸的铭文；第二卷收录小亚细亚的铭文；第三卷收录叙利亚和塞浦路斯岛的铭文。这三卷所辑录的犹太铭文有半数不见于弗赖的铭文集。（注：Inscriptiones Judaicae Orientis:D.Noy,A.Panayotov and H.Bloedhorn （eds.），vol.1:Eastern Europe; W.Ameling （ed.），vol.2:Kleinasien; D.Noy and H.Bloedhorn （eds.），vol.3:Syria and Cyprus,Tübingen:Mohr Siebeck,2004.本文撰写时这三卷铭文集尚未出版。感谢David Noy博士提供相关信息。）英国学者大卫·诺伊（David Noy）博士同时参加了两个团队，保证了这六卷铭文集在整理理念和编辑体例方面的连贯。从已出版的铭文集来看，每件铭文的整理除提供出处、年代、类型、使用语言、现藏地点等信息外，皆包括释文、翻译、相关书目和评注。但已有铭文学者撰文指出，这些犹太铭文集的编者很少是专攻古典铭文的专家，故看上去与出自专家之手的铭文集不太一样。譬如，没有给多数铭文配以原始图片；评注侧重对前人工作详加描述而自身独立贡献不多。（注：参看G.H.R.Horsley, "Towards a New Corpus Inscriptionum Iudaicarum?" Jewish Studies Quarterly,no.2,1995,pp.77-97.）然而，换个角度看，非铭文专家从事犹太铭文整理能够带来新思路。这些犹太学和新约学者在评注中特别善于将铭文中所出现的宗教术语和所反映的宗教理想与犹太教基督教文献中的有关部分联系起来，从而使铭文与文献能相互比勘。（注：埃及犹太铭文的编者之一认为埃及犹太人留下的文献和铭文所反映出的观点极为相似，两者在对死亡所抱有的虚无主义态度上尤其一致。这一观点意味着斐洛所主张的灵魂不灭说在当时的埃及犹太人中只是少数人的见解。参看 W.Horbury,"Jewish Inscriptions and Jewish Literature in Egypt,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cclesiasticus," in J.W.van Henten and P.W.van der Horst （eds.），Studies in Early Jewish Epigraphy,Leiden:E.J.Brill,1994,pp.9-43.）这一优点还体现在书后利用计算机做出的异常细致的分类索引中，其中既有铭文上出现的各种宗教术语的索引，又有铭文上引用的圣经经文或经外经文的索引。这些索引还有助于查找铭文上的犹太人的个人信息，如他们的寿命、家庭关系、职业等等，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宗教社会学提供了珍贵材料。这六卷铭文集，再加上一些零散出版物，（注：关于北非昔兰尼和北非其他地区的犹太铭文：G.Lüderitz,Corpus 'Jüdischer Zeugnisse aus der Cyrenaika,Wiesbaden:Dr.Ludwig Reiehert,1983; Y.le Bohec,"Inscriptions Juives et Judasantes de l' Afrique Romaine," Antiquités Africaines,no.17,1981,pp.165-207.关于小亚细亚Aphrodisias和Sardis犹太会堂中的铭文：J.Reynolds and R.Tannenbaum,Jews and Godfearers at Aphrodisias,Cambridge: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1987; J.H.Kroll,"The Greek Inscriptions of the Sardis Synagogu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vol.94,no.1,2001,pp.5-127; F.M.Cross,"The Hebrew Inscriptions from Sardis,"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vol.95,no.1,2002,pp.3-19.）已完全取代弗赖《犹太铭文集》中关于流散地的部分，即取代全部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大部分。
    剩下的就是古代犹地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铭文。这在弗赖的铭文集中约有530条。此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又有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除了个别例外，（注：尤其重要的是M.Schwabe and B.Lifshitz,Beth She' arim II:The Greek Inscriptions,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4.）新发现的铭文仍星散在各种专著、期刊、考古报告和博物馆馆藏目录中，难以查找。所幸的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约拿丹·普赖斯（Jonathan Price）教授现已发起一个庞大项目，成立了一支由资深铭文专家组成的国际团队，联合编辑《犹地亚／巴勒斯坦铭文集》（Corpus Inscriptionum Iudaeae/Palaestinae）。值得指出的是，它不仅仅包括犹太铭文，而是这一地区所有铭文的汇集，因此也包括异教徒和基督徒的铭文。它将收录9种语言的铭文，并将按地理分布编辑出版。新铭文集将对所有铭文重新编辑和释读，并给每件铭文配以原始图片、英译和评注。目前，数据库收录的铭文已超过10000条，其中犹太铭文据普赖斯教授估计约有2500条。（注：这些信息和数据来自笔者与Jonathan Price教授的交谈，这里谨致谢忱。）
    新一轮犹太铭文集的编辑和出版标志学界对铭文的重要性日益达成共识：犹太人早在公元前1世纪已遍布希腊罗马世界，但希腊罗马的文人雅士对犹太人及犹太教的认识片面而肤浅，充满了偏见和刻板的印象；（注：参看宋立宏：《希腊罗马人对犹太教的误读》，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3期，第50-57页。）与之对照，犹太铭文能直接以犹太人的视角反映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宗教实践，有助于人们摆脱各种文献材料所预设的眼光，从而在理解古代犹太教时实现更全面的综合。
    二
    一系列犹太铭文集的出现容易让人觉得“犹太铭文”是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实则不然。弗赖最为人诟病之处恰恰在于没有给什么是犹太铭文确立一个标准。后来的学者虽然想弥补这个疏忽，但始终没有找到完美的答案。
    现有标准主要借用了维克托·切里科夫（Victor Tcherikover）为犹太纸草确立的标准。切里科夫认为，如果一件纸草包含下列条件之一，就是犹太纸草：（1）出现“犹太人”（Ioudaios）或“希伯来人”（Hebraios）字样；（2）提到与犹太人或犹太教有关的术语，如“犹太会堂”（proseuche）或“安息日”（sabbatha）；（3）来自己知的专门犹太场所，如犹太会堂或犹太墓地；（4）包含犹太人使用的姓名。判断犹太铭文的标准主要在此基础上再加两条：（5）使用希伯来文或亚兰文；（6）使用犹太人的象征符号，如七枝烛台（menorah），羊角号（shofar）或香橼果（enthrog）等。（注：参见V.A.Tcherikover,A.Fuks and M.Stern,Corpus Papyrorum Judaicarum,vol.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pp.xvii--xx; D.Noy,Jewish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Europe,vol.1,p.ix.）这六个条件如果同时出现在一件铭文上，毫无疑问，它肯定是犹太铭文。
    如何理解铭文上的“犹太人”一词曾在学界引发争议。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出现该词的铭文，基本可以肯定是犹太铭文，但这样的铭文目前只有约40条。（注：M.H.Williams, "The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Ioudaios in Graeco-Roman Inscriptions,"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no.116,1997,pp.249-262.）显然，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犹太人通常不用此词表明自己的犹太身份。与之类似，专门的犹太场所在巴勒斯坦境外屈指可数，反映在铭文上最重要的要算位于罗马城的犹太墓地，但即使在这里，也不能排除异教徒、基督徒和犹太人使用同一地下墓穴的可能性。（注：L.V.Rutgers,"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Interaction of Jews and Non-Jews in Late Antiquity,"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no.96,1992,pp.109-115.）又如，仅从姓名上很难判断一件铭文是否是犹太铭文，一方面，铭文上出现犹太姓名并不意味它一定是犹太铭文，因为早期基督徒也使用圣经中的姓名，几乎不存在典型的犹太人姓名和典型的基督徒姓名；另一方面，铭文上没有犹太姓名也不能说明它不是犹太铭文，因为文献材料表明许多犹太人采用了希腊罗马人的姓名，这种情况无论在巴勒斯坦还是在流散地都存在。（注：G.Mussies,"Jewish Personal Names in Some Non-Literary Sources," in J.W.van Henten and P.W.van der Horst （eds.），Studies in Early Jewish Epigraphy,esp.pp.242-253.）再如，七枝烛台通常被当作犹太教特有的象征符号，但有学者指出，它同样被基督徒使用。（注：R.S.Kraemer,"Jewish Tuna and Christian Fish:Identifying Religious Affiliation in Epigraphic Sources,"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vol.84,no.2,1991,p.151.）上述表明，一件铭文若仅仅满足一个条件，往往不能充分肯定它是犹太铭文；最好能对每件铭文的内容和发现地点做全盘考虑，然后再定夺。但如此一来又容易陷入一种方法论上的两难：如果实行严格的识别方法，即规定一件铭文必须同时满足几个条件才算犹太铭文，就可能把一些犹太特征不明显的犹太铭文当作非犹太铭文；如果采用宽松的识别方法，即只满足一个条件，又有可能把非犹太铭文当作犹太铭文。值得充分注意的是，现有的犹太铭文集采用了宽松的识别方法，这可能有利于在防止漏收的基础上让研究者自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