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铭文具有公共性，因而是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交流的媒介之一。希腊罗马世界奉行多神信仰，为了相互理解，异教诸神祇之间相互折中调和的现象司空见惯，基督徒阿诺比乌斯（Arnobius）曾嘲笑异教徒有三个朱庇特、五个太阳神、五个墨丘利和五个米涅娃。（注：J.Ferguson,The Religions of Roman Empire,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70,p.211.）在此氛围下，犹太铭文上出现异教神祇之名并不让人意外。埃及发现的两条墓志铭上曾提到希腊神话中的冥王哈得斯（Hades）：
    我是耶稣，我的父亲是法莫斯，过路人；在60岁时我下到哈得斯。你们所有人一起为他哀泣，他忽然离开，前往永恒的深渊，在黑暗之中定居。而你，多西修斯，为我悲悼；因为你有义务将最苦楚的泪水洒在我的墓上。你是我的孩子，因为我无后而逝。一起哀泣吧，为不幸的耶稣。（注：W.Horbury and D.Noy,Jewish Inscriptions of Graeco-Roman Egypt,no.34.这条铭文年代定为公元前2世纪中叶到公元2世纪间。“耶稣”是当时普通的犹太名字。“多西修斯”显然是死者的继承人，可能是继子。）
    有石碑作证。“躺在黑暗坟墓中的人，你是谁？告诉我你的家乡和父亲。”“阿希诺，艾丽和狄奥多西之女，哺育我们的土地叫奥尼阿斯之地。”“你几岁失足跌进幽暗的忘川？”“20岁那年我来到凄凉的死者之地。”“你结婚没有？”“结过。”“你给他留下小孩吗？”“没留下小孩我就来到哈得斯的处所。”“愿大地这死者的守护人在你身上轻一些。”“而对你，陌生人，愿收成累累。”（注：W.Horbury and D.Noy,Jewish Inscriptions of Graeco-Roman Egypt,no.38.）
    在希腊化时期，“哈得斯”已成为犹太文献中的常见隐喻，公元前3世纪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七十士译本就用它翻译希伯来文中的“阴间”（Sheol）。犹太铭文上出现“哈得斯”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表现。然而，细读内容会发现，铭文上的“哈得斯”仅仅意味着死亡，而失去了原来的宗教神话内涵（即掌管冥府的神祇）。在希伯来圣经中，“Sheol”乃死者居住之处，位于地下，这里既非天堂亦非地狱，所有与上帝和生者的联系全部被切断，故令人恐惧。（注：关于Sheol，参看J.Bowker （ed.），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World Relig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888；《圣经百科全书》，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9年，第1514页。）两条铭文尽管用“哈得斯”指代死亡，但所反映出的对死后存在的悲观、绝望情绪与传统犹太观念是契合一致的。尤其值得留意的是，这两条铭文还采用了诗体形式，诗体墓志铭在希腊罗马广为流行，犹太诗体墓志铭的发现说明，这种深深植根于希腊文学传统的体裁亦为埃及犹太人欣赏；（注：对诗体墓志铭的专题研究参看P.van der Horst,"Jewish Poetical Tomb Inscriptions," in J.W.van Henten and P.W.van der Horst （eds.），Studies in Early Jewish Epigraphy,pp.129-147.）而这两条铭文都发现于下埃及的狮城（Leontopolis），这里是埃及犹太人最重要的宗教中心：大祭司奥尼阿斯（Onias）约在马加比起义时从巴勒斯坦逃到埃及，在狮城仿照耶路撒冷的圣殿建了另一座圣殿。（注：参看 J.M.Modrzejewski,The Jews of Egypt,pp.124-129.）全部埃及犹太铭文中有近60%来自狮城。普遍认为埃及犹太人的希腊化程度高于其他地区，诗体铭文印证了这点。现有19条诗体犹太铭文，其中15条出自埃及，狮城又占了13条。但上述两条铭文表明，此类犹太铭文虽然受希腊文化影响最深，它们对犹太传统的遵循却依然是可以辨识的。
    除了“哈得斯”，其他异教神祇也出现在犹太铭文上。这在流散地的铭文中尤其常见。生活在异教氛围中，犹太人有时需要入乡随俗地处理某些事务，这会不可避免地卷入某些异教仪式。特尔斐的一条铭文显示一个犹太人在阿波罗神庙将其奴隶卖给太阳神，被卖奴隶虽然仍须在有生之年尽心尽力服侍主人，但从此获得了自由身份。克里米亚两条公元1世纪释放奴隶的犹太铭文上采用了典型的异教誓言--“凭了宙斯、大地和太阳”，然而，铭文的题词却是“献给至高的、万能的和圣洁的上帝”。（注：M.H.Williams （ed.），The Jews among the Greeks and Romans:A Diaspora Sourcebook,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nos.v.53-55,1998,pp.123-124.）类似的题词还出现在与犹太会堂有关的铭文上。犹太人有时把犹太会堂题献给上帝，尽管他们使用了希腊罗马式的题献风格，但描述上帝的一些常见术语，如“伟大的”（megalos）、“不可征服的”（aneiketos）、“万能的”（pantokrator）、“至高的”（hypsistos）、“主”（kyrios）、“唯一的神”（heis theos）等，却明白显示犹太人的一神信仰。（注：L.H.Kant,"Jewish Inscriptions in Greek and Latin," pp.699-701.）铭文上提及异教神祇并不与这种上帝观矛盾。在宗教多元化的背景下，即使异教徒中也出现了一神教思想的倾向，这在罗马帝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中尤其如此。（注：P.Athanassiadi and M.Frede （eds.），Pagan Monotheism in Late Antiqu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9.）而那些与异教邻居保持日常接触的犹太人接纳并改造周围的宗教象征也是很自然的。对这些犹太人而言，一个万能的上帝显然可以容纳诸多神祇，他们不具备斐洛的哲学思维，能够言及实体化的逻各斯，但铭文上“至高的”一词暗示他们可能也不否认等级较低神祇的存在。此外，无数拉丁墓志铭以“Dis Manibus”（一般缩写为“DM”，意为“献给神圣的灵魂”）起首，这是罗马人安抚死者灵魂的套语，并为希腊人所模仿，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原始内涵逐渐消失，以致不少犹太铭文和基督教铭文虽然刻有“DM”，却没有任何意义。（注：P.W.van der Horst,Ancient Jewish Epitaphs,pp.42-43.）总的来看，犹太铭文倾向于关注上帝的唯一性，而没有强调上帝的多样性。这或许不是一种排他性的或激进的一神教教义，但接受希腊罗马神祇并不妨碍他们在铭文上把自己呈现为虔诚的、以托拉为中心的犹太人。无论是流散地还是巴勒斯坦的犹太铭文都表明，刻写铭文的犹太人往往高度尊敬犹太律法。（注：M.Williams,"The Contribution of Jewish Inscriptions to the Study of Judaism," pp.8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