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实际上，尽管法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始接受“联合”的概念，并重新 认识到间接统治的作用，但此时法国要想在印度支那完全实现与当地民族原有体制的“ 联合”已是不可能的了。“到20世纪20年代为止，法国的历任军事和行政统治者对其所 接受的那套土著政治体制破坏得太多，以至于不可能再按照英国人的方式实行间接统治 。何况，那套建立于法属殖民地上的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已是根深蒂因，难以取代了 。尽管此后，法属殖民地的个别王公贵族被保留下来了，对土著人风俗习惯的破坏也有 所减轻，但一直到40年代后期，法国的殖民统治基本上仍旧还是以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 和推行同化为其特征的。”[9]（P38-39）对于法国殖民者而言，对殖民地某种程度上的 间接统治或自治，从来就不是法国政府的目的，其直接统治的方式最终“不是建立起一 个庞大的、多种族的、讲法语的大共和国，而是意味着殖民主义的终结。”[9]（P39）
    在这一套殖民理论的指导下，法国殖民者有了它自己的印度支那殖民政策。
    （三）法国印支殖民政策的演变
    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殖民政策，是随着法国对印度支那三国殖民统治的确立而逐步制定 的。从1887-1940年的殖民政策既有继承，也有变化，大致可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1887-1918年），殖民制度形成和“杜美体制”建立时期。
    1887年10月，法国发布了一批法令，提出了对印度支那实行间接统治的行政安排。法 国成立了印度支那联邦（Indochina Union），管辖交趾支那（Cochinchina）、安南（Annan ）、东京（Tonkin）、柬埔寨（Cambodia）及1893年吞并过来的老挝（Laos）。[5]（P173）联邦 高级行政机构委派一位总督主持，总督以下设财政、经济、教育、司法、公安、陆军和 海军等各部，各部首长由总督任命，向总督负责。在总督下面还设有两个咨议机构-- 国防会议（Council of Defence）和政务会议（Government Council）[13]（P22），这两个 机构纯属咨询机关，总督不受其约束。
    在总督统辖下，交趾支那设副总督1人，安南和东京共设总驻扎官1人，柬埔寨设总驻 扎官1人。这些机构各有其自治组织和独立预算。法国人也尊重并利用当地的习俗和当 地酋长的权力。此外，老挝在1911年前仍保留原土邦，法国派出最高驻扎官。
    1897-1902年间，保罗·杜美被委任为法属印度支那总督。他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擅 长理财的行政长官，为了克服混乱的政治局面和财政困难，他在任内建立了最能体现法 国殖民统治特色的“杜美体制”。“这一体制是现代印度支那的开端”。[8]（P174）
    在这一体制中，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总督集大权于一身，驻各地的法国殖民官员 和土著官吏都直接对总督负责，从殖民政权的最高层直到最底层均如此。上级要求下级 服从多于自主，下级对上级要绝对负责。同时，完全否定殖民地拥有任何权力，政策的 制定根本不考虑印度支那的需要，虽也有一些以土著人士为主的辅助性机构，但大都不 能发挥行政管理的作用。如拉拢当地知名士绅而设立的土著咨询会议、贵族会议和殖民 地会议等。这些机构的成员表面上选举产生，实际上必须得到殖民当局的认可。“财经 事务委员会里的成员并不是直接通过民选产生的，而是由各地区的议会机构推选出来的 ”。[11]（P19）土著咨询会议的大部分成员“是选自一小部分官员和那些对法国忠心耿 耿的人。即便如此，会议也不能辩论政治问题，在其他问题上，也只能在最高驻扎官准 许辩论时才能发表意见。保护国的财政预算也在该会议上加以审阅，但这只是一种形式 。”[8]（P716）例如在交趾支那中央大议会的议员们只能就本地财政预算提出协商性意 见，安南和东京的本地人咨询会议不允许讨论政治问题，杜美并废除了摄政团，使阮氏 政权不再拥有任何实质的权力。[10]（P88）在柬埔寨的咨询会议中，议员们能做的只是 提出当地人希望解决的问题，并以此引起驻扎官的注意。如果有人过分干预地方行政， 就将受到司法的制裁。[14]（P238）
    在经济方面，法国殖民者从90年代开始，对整个印度支那进行第一次开发。起初，法 国殖民者为了垄断印度支那市场，注重以保护关税的方法，保证法国商品在印度支那的 倾销。1887年，在越南，法国人颁布了新的关税条例，对外国货物课以重税。到1892年 ，这个关税条例又得到进一步的补充，视越南为法国的一部分，法国货物销到越南不需 缴税，而外国货物课税则加重了。90年代后期，法国人在经济上也实践着杜美体制，传 统的工业和手工业衰落了。在生产领域，加强了殖民地原料生产，建立了农业种植园、 矿山和交通运输网。其中种植园发展了茶叶、橡胶和咖啡的生产；矿山以开采煤、锌、 锡、蜂窝石和石灰石为主，用于出售或运往法国供工厂使用；交通运输主要为输送货物 和原料服务。在非生产性领域，逐步形成以东方汇理银行（即印度支那银行）为中枢的金 融信贷体系，再辅以强制性手段，完全控制印度支那各地区的经济命脉。从1886-1913 年，法国金融界仅向越南即贷出了4.27亿金法郎。[6]（P127）
    20世纪初，文化上的同化更成为法国殖民政策的目的。为了割断当地民族与传统的联 系，消除不利于殖民统治的语言与文化障碍，在这一时期，法国人以越南为中心，强制 性的逐步推行以法语为主、越南拼音文字为辅的语文教育政策。（在柬埔寨和老挝，僧 侣学校仍是教育的主要场所。）从1917年起，法国殖民者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开始在 印度支那全面推行法国式教育制度，实行小学、中学、大学三级的近代普通教育制。19 18年，艾伯特·沙罗总督又决定废除原有的传统教育体制以及与之并存的科举制。1898 年法国人还在西贡建立了专门从事印度支那语言、文化和历史研究的法国远东学院，其 印度支那研究闻名于世。法国人还积极进行天主教的传播。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传统的 神灵崇拜仍保持着权威。
    总之，自从实行“杜美体制”后，法国殖民者便把原来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间接统治 纳入了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体制之中。
    第二阶段（1919-1940年），殖民政策发展和殖民统治的巩固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