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经济活动突出表现在进出口贸易中，参见下表（引自《南洋研究》第6卷第2期，第 267-268页）：
    印度支那输出物的95%是农矿类初级产品，其中尤以大米为最大宗，1930年大米占输出 货物65%以上，1932年为59%，其次为玉米、橡胶、煤、鱼类、胡椒、锡矿石、石灰石等 ，且输出货物价格都很低。从法国输入货物约80%为工业制成品，如采矿设备、铁路装 备、公共建筑设备、机器、纺织品以及供有钱人消费的各种奢侈品。由此，印度支那市 场对法国有着特别的意义。法国及其所属其它殖民地在从印度支那出口货物的总额中所 占比重，1930年为20%，1937年为48%，1938年为53%。印度支那从法国及其殖民地的进 口额也由1931年的45%增至1953年的82%。
    此外，法国殖民者为增加税收，还实行对食盐、酒类和鸦片的专卖制度。1900年，该 项税收为1105万元，1920年增至2705万元，1929年达3784.4万元。[6]（P319）
    1897年，杜美总督实行食盐专卖，规定每担食盐收税0.25元，到1906年增至2.25元， 不到10年，增长9倍，致使东京食盐产量逐年下降。1927年为42000吨，1928年为30000 吨，1929年为26000吨。[16]（P77）但是，法国殖民政府的税收却不断上涨，他们低价从 盐民手中购买食盐，再以高价售出。这样，1939年的盐税收入为594万元，1942年达763 .1万元。
    1902年，法国殖民政府将酒的专卖权让与法国人开设的丰典公司。规定印度支那人按 一定价格将酒售与该公司，公司再以高价卖给消费者。从酿酒者那里买进是每公升7分 ，批发是1角4分，零售是1角8分，最后涨到2角9分。为了多赢利，政府还规定印度支那人每个月必须消费一定量的酒。1939年的酒税收入为808.6万元，1942年为1354.2万元。
    鸦片专卖早已有之，1887年后，法国殖民者把这一制度推广到整个印度支那。1900年 的鸦片专卖收入为600万元，1911年为900万元，1939年为1500万元，1944年增至3100万 元。
    由上可知，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加上严格的保护主义，导致了 法国与印度支那间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使印度支那成为法国经济的附庸，最终促成印度 支那单一经济结构的形成。而这正是法国殖民者所希望的。
    （四）文化上的同化意识
    法国殖民者在文化上影响印度支那的显著之处，“主要是由它在文化和民族影响方面 的自豪感所致。”[4]（P432）他们自认为法兰西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殖民地土 著居民应通过受教育而接受法兰西文化。
    为此，殖民者在印度支那建立起殖民统治后，首先在越南强制性地推行拼音文字，并 逐步发展和尽可能扩大以法语为主、越南拼音文字为辅的语文教育，由于拼音文字易于 学习和推广，到20世纪20年代，掌握拼音文字的人数就超过了懂汉字和字喃的人数，并 逐步确立了拼音文字在越南的主导地位和作用。1898年，法国人又在西贡建立了“法国 远东学院”，它对欧洲人到来之前的东南亚事务，尤其是印度支那的文化和历史作出了 重大贡献。
    1917年起，法国殖民当局开始在印度支那全面推行法国式教育制度，实行小学、中学 和大学三级的近代普通教育体制，同年正式创办河内大学，到1941/1942年度有在校学 生795人。第二年又废除了越南原有的传统教育体制及与之并存的科举制。法国殖民者 还大力传播天主教，到二次大战前，印度支那的天主教徒已超过100万人，在亚洲仅次 于菲律宾。
    法国殖民者的上述努力并非贯彻始终，有时也与他们的重商主义背景下的经济与政治 政策不乏矛盾之处，但在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最高目标上是一致和有益的，也取得了一定 成效，这就是交趾支那的法国化。同时，它也产生了殖民者意料之外的结果，这就是拼 音文字的普及和推广，加上法国式近代教育体制与欧洲思想文化的引入，促进了印度支 那近代新文化的发展，也加速了印度支那民族主义思想的觉醒。“据说反对法国殖民者 最激烈的正是那些最熟知法语的人”。[8]（P717）但是法国文化在印度支那的影响是不 均衡的。“法国在柬埔寨的影响，除金边外十分有限，在老挝更微不足道。”[4]（P432 ）
    结论
    法国殖民者从1887年开始统治印度支那起，制定和执行了一条“僵硬”的殖民政策，[ 11]（P8）它阻碍了印度支那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给印度支那的政治、经济与社 会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其中独具特色的是：法国殖民者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政治与经 济一体化，导致印度支那三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印度支那社会的“进一 步贫困化”。
    法国建立的印度支那联邦是以越南为中心，老挝和柬埔寨处于附属地位的“人为的产 物”。[18]（P62）法国殖民者以经济一体化为名，把绝大多数生产部门集中在越南，对 柬埔寨和老挝的要求只是“通过征税收取货币”。
    征服越南，是为了使其成为法国的原料生产和出口基地。稻米是越南供应世界市场主 要的初级产品，法国遂将这种稻米经济纳其控制范围内，并提供各种便利条件，积极鼓 励和推动稻米主产地交趾支那的土地开发与利用，促进稻米种植的扩大和出口贸易的发 展，到1929年，仅交趾支那出口稻米即达122.3万吨，1937年达200万吨。此外，法国还 在越南农村发展了橡胶、咖啡和茶叶等的种植。同时越南也是法国对印度支那投资的主 要集中地，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与原料出口有关的行业中。尤其是一战后的20、30年代 ，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投资大增，除了传统的农业与矿业外，一部分轻工业也有发展机会 。印度支那棉纱公司的海防纱厂、南定纱厂，不但能供给印度支那消费，而且还进入远 东市场，与英国控制下的印度棉纱业展开竞争。[6]（P305）法国人还在越南投资发展交 通运输业，1900-1930年殖民政府投入公共工程费用的62%与交通有关，西贡和海防成 为印度支那地区的两大港口，但是这种投资与发展存在着一个极大的缺陷，即构成越南 以原料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中心的单一经济结构。
    法国对柬埔寨和老挝的经济发展漠不关心，对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寥寥无几，柬 埔寨直到1921年才有第一家碾米厂，1935年才有了第一条铁路。而作为内陆国家的老挝 ，只是在30年代才修筑了穿过柬埔寨，把老挝和西贡连接起来的公路，以及到达越南海 岸地区的公路，殖民者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老挝经济，而更多的是为从经济上切断老挝 泰国的联系。两国工农业生产在整个法属殖民地时期变化不大。作为法国控制下的印支 联邦成员，柬埔寨和老挝没有过自己的海关和货币，也就没有独自进行对外贸易的权利 ，绝大部分出口产品只能经由西贡转口。为确保越南这个中心，法国人还制定专门的税 收和价格政策，限制它国的种植业发展，柬、老农村基本上都停留于前资本主义的落后 状态。1913-1920年柬埔寨用于税务活动的费用和给收税人的津贴占地方财政支出的51 .86%，同年，农业工程投入费用仅占总支出的0.95%。柬、老上缴的税收除了大部分为 法国殖民者掠去外，返回给地方的有限投资也主要用于越南，从而更加剧了柬埔寨和老 挝的落后与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