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日本学者都对大本营联络会议及御前会议的作用提出质疑，认为它无力左右日 本对外政策的确定，充其量仅是一种礼节性的机构。[2]这种观点与实际的决策流程并 不相符。事实上，自该会议设立后，每遇重大外交战略选择关头，政府、陆军、海军频 频聚首，进行联络磋商。因为在既有的多元权力构造中，任何一方的政策主张只有提交 联络会议形成“合议”后，才能上升为国策。第一届近卫内阁召开7次联络会议，形成 了“不以国民政府（蒋介石政权）为对手”的路线。第二届近卫内阁召开的联络会议多达 39次，通过了缔结三国同盟、介入泰国、法属印度支那纷争等一揽子对外政策。第三次 近卫内阁召开的联络会议也有20次之多，作出了武力南进、日美交涉等重大的外交决策 。1938年1月因参谋本部与政府在是否继续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 联络会议中断2年之久，致使四（五）相会议在此后的平沼、阿部、米内三届内阁时期成 为决策运作的主要组织形式。为此，统帅部忧虑外交政策的决定权为政府所垄断，力促 尽快恢复联络会议的形式，并使“本会议所决定的事项拥有比内阁会议更大的效力，从 而作为帝国指导战争上的国策，强力执行”。[3]（P62）在此决策机制恢复的情况下，日 本战争指导集团才得以通过引导日本由中日战争进一步扩大为太平洋战争的一系列重大 对外政策。1944年小矶内阁成立后，联络会议改名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意在进一步发 挥该机构的决策功能，以便统一规划使日本“体面”结束战争、免遭败亡的对外媾和策 略。这段时期召开的联络会议的次数远远超过了三届近卫内阁。仅有记载的以大本营政 府联络会议和大本营政府联络恳谈会名义召集的外交政策磋商，在1940年11月以来的3 年零3个月间，就分别达到了145次和42次，另加一次御前会议。如此频繁的举行，表明 联络会议作为不成文的外交政策的最终协调决定机构，已成为多元政治权力集团的共识 。
    然而也必须指出，在整个战争阶段，联络会议虽基本发挥了对外政策最终决定机构的 职能，但并不意味着所有重大的对外政策均出自于此。这除了制度上它只是松散的协议 体这一自身的缺陷之外，还主要是由于其所审议的，仅是被认为同时涉及到统帅和外交 两面的重大事宜，而对军部不感兴趣的所谓“不便置喙”的外交事务性的问题，则多半 未列入议题。更何况在中断召集2年半之久的时间里，它自动放弃了其应履行的职能。
    四相会议（有时藏相也列席，即成五相会议）的存在，弥补了联络会议外交决策上的上 述缺陷。它自1933年8月斋藤内阁召集以来，渐成为惯例。从当时设立的初衷来看，主 要是为确立首相等少数阁僚的核心地位，强化内阁的决策权威和效率，掣肘军部势力的 坐大。[4]实际上战前日本重大的外交国防方针均是经由它的审议上升为国策的。为日 本奠定对外扩张战略基调的臭名昭著的《国策基准》，即是它在1936年8月炮制的“杰 作”。侵华战争爆发后，近卫内阁设想把这一会议组织改造成“战时内阁”，以统一军 政大权，对抗企图将战时对外政策的决定权独揽于军部手中的大本营。尽管这一愿望随 着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的设立而落空，但四相会议的决策运作方式，在战时绝大部分时 间里，一直为各届内阁所重视和采用，它与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并列，成为战时日本外 交政策运作的主要组织形式，其作用并没有受到各方多大的质疑。这主要是因为，政府 大本营联络会议本身就脱胎于四相会议，在四相中，陆相、海相代表着统帅一方，军部 通过他们显示对外政策主张，介入决策过程。联络会议即沿袭了这种会议方法，只是在 人员构成上各自向局课级幕僚扩散。因此可以说联络会议是四相会议的“扩大版”；而 四相会议则是联络会议的“内核”。四（五）相会议亦是不依制度的非常规运作，它视国 内外的情势临时召集，通常每周召开两次。除重大的对外政策外，专就外交政策中具体 的、事务性强的问题进行商议。以第一次近卫内阁时期的四相会议为例，它的主要议题 是：第一，蒋政权的处理；第二，中央政府设立纲要；第三，外交；第四，内政；第五 ，对华机构设立纲要。[5]同时，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停止运转的情况下，宣战、媾 和等重大对外国策的决定权亦集于四（五）相会议一身。平沼、阿部、米内三届内阁均以 四（五）相作为决策运作的主要方式。然而，由于统帅部内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军令部与 海军省时常发生龃龉，在前者看来，陆相和海相并不能完全体现统帅部的意志，四相会 议的协商机制，往往会造成国务干预统帅的情况发生。于是，当参谋本部、军令部借口 “统帅权干犯”，对其通过的重大外交决策提出异议时，四相会议只有通过同统帅系统 充分的意见调整后，才能最终形成定案。
    “合议制”决策运行的基础，源自各权力集团内部的政策酝酿。在战时状态下，能对 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势力是政府（外务省）、陆军、海军。
    由于军事是战时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造成本来就独立于政府系统之外的陆海军更居 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动辄以“侵犯统帅权”为借口，强使自己的政策主张在外交决 策中得到体现。军部介入外交决策过程，其作用和影响表现为：一是自行拟定“陆军版 ”和“海军版”的外交政策议案。在陆军两大系统中，参谋本部内战争初始阶段与外交 政策制定相关的部门，主要是第一部（作战部）第二课（作战课）。该课除了承担作战业务 外，还掌管战争指导和兵站等重要业务。[6]（P16）随着战局陷入胶着状态，这种作战至 上主义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局限愈见突出。1940年10月，在参谋次长直接领 导下，特设了战争指导班（大本营第20班），从此凡涉及外交政策的立案，均归该机构负 责起草。它一般在征询参谋本部各部课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外交的一般战略方针，以参 谋本部事务当局案或参谋本部案的形式，提交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3]（P64）陆军省内 外交战略制定的主管部门隶属于军务局下的军务课。根据陆军业务分管规程，该课承担 国防政策、国际条约、与议会交涉、普及国防思想等事项，被称为“陆军系统内外交和 内政的窗口”。下设内政班、外交班、中国班和满洲班。[6]（P17）而海军方面则以军令 部第一部直属部员为中心起草外交议案。甲、乙、丙、丁部员分别负责国防方针和用兵 纲领、编制和对苏政策、对美政策和演习、对华政策和对陆军折冲等业务。[7]（P398） 陆海军在各自完成内部的外交政策起草作业后，再由双方的局部长聚首，进行数回合的 意见调整和讨价还价，最终确定为大本营案；[3]（P64）二是行使帷幄上奏权，获取天皇 对军部战略方针的“允裁”和“奉敕传宣”。《内阁官制》第7条规定，事关军机军令 ，由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直接上奏天皇，内阁只能在事后接受关于允裁结果的通报。[8 ]（P289）这就保证了军部对统帅事宜密切相关的外交政策的独断权和服从于军事战略“ 至上主义”要求的外交战略取向的决定权。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9月至1944年12月 ，由陆军统帅部为获得有关作战方针、计划的允裁而向天皇的上奏达145次，平均每年4 0余次；而在1941-1945年，由陆海军统帅部以天皇名义，颁布“大陆命”和“大海命” ，即“奉敕传宣”分别为852次和57次。[9]（P12-29）上述上奏其实有许多涉及到处理与 他国关系，展开对外交涉等事宜，这点姑且不论。仅就名义上的作战计划，亦在很大程 度上左右着对外形势的判断，成为外交战略方向选择的重要依据；三是直接介入外交领 域，参与实际外交活动。战时军人外相出现过三人：宇垣一成、野村吉三郎、丰田贞次 郎。[10]（P152）而由军人出任驻外大使、公使不在少数。尤其是与战时日本关系最为重 大的大国驻在大使均为军人把持。如驻苏大使建川美次陆军中将、驻德大使大岛浩陆军 中将、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据统计，在外务省任职的现役军人总计达110人 。[10]（P184）统帅部通过他们对外交活动施予重大影响，并保持与外交省联络渠道的畅 通，使自己的战略思想在外交政策中得到更多的体现。此外，军部还向各主要国家的首 都派出武官，越过正常外交程序，另辟与驻在国实行外交交涉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