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通过更换最高决策层，确保自己的外交战略方针实施。
    作为国家最高元首，天皇握有任免行政军事长官的大权。从表面上看，天皇似乎都是 指示元老或内大臣推荐人选，进而不加拒绝地照单接受。然而这只不过是为避免用人不 当而使天皇沾染“瑕疵”的官样文章。事实上，举荐者事先早已得到天皇的强烈暗示或 背地授意。内大臣汤浅仓平向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泄漏天机：他之所以推荐 阿部信行为首相，是基于天皇指名道姓地安排：“还是让阿部来做吧”。天皇的心思是 让阿部出任首相，再任命合适的陆军大臣，即可对陆军进行整肃。这其中内情自然不能 对外说。汤浅还透露，天皇明确表示：“陆军大臣由梅津（美治郎）和畑 （俊六） 二人中产生。除此人选，自己无意承认”。[19]（P61-62）果然畑俊六登上了陆 相的宝座。不久汤浅因病请辞，宫臣侍侧纷纷推举重量级人物继任，但都因不符合天皇 的“对外交尤其是国际关系有相当底蕴的人，才适合做内大臣”[20]（P15）的标准而遭到 否决。最终天皇出人意料地任命木户幸一为内大臣。事实证明，这一人事变动直接导致 了对东条英机的重用，从而对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1940年9月， 日德意军事同盟缔结前夕，天皇意识到对美英一战不可逆转，决定让皇族两成员闲院宫 和伏见宫分别辞去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之职，目的在于不使皇族承担开战之 责和进而避免自己受到牵连。透过上述重大人事任免，非常清楚地看出天皇对外政策取 向的变化，即其心理的天秤急剧地向扩大对外侵略战争的方向倾斜。难怪天皇最亲信的 木户幸一在天皇刚一流露出让皇族人员辞职的意向时，就准确地预见到“天皇终于下了 重大决心”。[21]（P823）
    第三，以“指示”和“诏书”，直接行使外交最高决策者的权力。
    如果说天皇通过上述途径指导外交，无法清晰地展现其在对外决策中的真实行为和理 念的话，那么，以正式的“指示”和“诏书”等形式直接介入外交领域，则淋漓尽致地 表现出天皇作为外交最高决策者的地位和作用。每届内阁组成，首相均要拜见天皇，接 受指示。其中关于对外政策的训示，占有绝大的比重。天皇的外交训令看似笼统，但深 谙为政之道的大臣们个个心领神会：天皇的三言两语实为本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定下了基 调。1939年8月，天皇指示阿部首相应采取对英美协调外交，这是天皇鉴于对日本的国 力现状，担心因签订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公然与苏联为敌的同时又给英美造成刺激而 采取的外交权宜之策。及至1941年10月，天皇在给新成立的东条内阁的指示中，却只字 未提国际协调路线，而是强调陆海军协调一致，[22]（P491）从而确定了东条内阁的对外 政策是全力准备对英美开战。与此相应，天皇进而考虑调整对华政策，发出了所谓“中 国人只重面子，不求内容”的“名言”，让东条深感“今后要处处于关注此点，不留遗 憾”。[23]（P110）于是产生了旨在加强汪伪政权政治力和自主能力的“对华新政策”。 而在事关日本国命运的重大对外政策难以决断时刻，天皇的诏书又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 。战时天皇共颁发过三次外交政策诏书，即1940年9月的缔结三国同盟诏书，1941年12 月的对美战争诏书和1945年8月的投降诏书。三次诏书颁布前，政府和军部围绕着外交 政策长期争吵不休，难有定论。天皇的诏书，对国家的对外政策走向进行最终裁断，表 明惟有天皇才拥有媾和大权。
    然而，明治宪法所确定的日本式君主立宪政体运行的基本法则是天皇作为国家元首总 揽政治权，但其权力一般委任各辅弼者具体执行，由他们承当实际政治责任。加之处在 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外交为军事节制和代行已司空见惯。这就造成了能够参与外交决 策的成员庞杂，也为他们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提供了施展空间。对此进行归类，主要来 自三大阵营。
    一是宫廷实力派。主要由元老、重臣、内大臣、内大臣秘书长官、侍从长、宫内大臣 等身边的亲信或最为倚重者组成。愈益迫切地“有劳”天皇亲自出马维持天皇制国家统 治秩序的现实无奈，与忌惮累及“圣虑”的宪法精神的矛盾，为宫廷势力不断介入外交 决策领域创造了良机，他们为天皇收集政军界最高层政策意向的情报，推选首相和陆海 军首领人选、提供重大政策咨询，和向辅弼辅翼大臣传达天皇指示及安排他们向天皇上 奏等事宜。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西园寺公望和木户幸一。作为最后的元老，西园寺自 1926年2月28日受命全力辅佐弱冠年少、即位才三天的裕仁，从此“元老”再也不象明 治大正时代是一种荣誉的闲职，在他身上更多体现了实权的象征。在其长达15年的元老 生涯中，日本历经政党政治的崩溃，法西斯革新运动的掀起，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日 德意枢轴同盟的成立，与美英开战的酝酿，每一次内外政策的重大变动，无一不是他思 想的曲折体现或由此造成的必然政策结果。进入1937年以后，已入耄耋之年的西园寺因 长期谋政，深感心力交瘁，但依然通过秘书原田熊雄居间奔走，或宫内派出使臣的口信 传递，与天皇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络。由他提议的内阁首相和对外政策方针，天皇一般都 会接受，就连御前会议的召开时机，没有他的认可也很难召集起来。称得上是天皇的“ 总军师”和内阁的“看护人”；[24]（P267）而木户的政策影响力丝毫不逊色于西园寺。 这位在日本昭和史上最有实权的内大臣，不仅出身名门望族（明治维新功臣木户孝允的 嫡孙），列名藩阀系谱，而且又与各界广为联络；均保持着不错的交情。这种政治上的 人望，为其在政策制定上发挥协调作用打下了基础。早在入宫之初，他即以内大臣书记 长官的卑微身份，促成斋藤的组阁，[25]（P169-170）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政治能量。1940 年底西园寺去世后，内阁首班奏请权由内大臣继任，木户恰在此时升任该职，之后他常 年陪伴天皇左右，最大限度地发挥“常侍辅弼”之责，在最高层内部呼风唤雨，在对外 政策决定上一言九鼎。1941年10月，木户独排众议，推举东条英机组织内阁，准备对英 美全面开战。1945年8月，又慑于内乱，竭力促使铃木贯太郎内阁接受《波茨坦公约》 ，以回避天皇制崩溃的危险，因此他被称为“天皇的影子”。[26]（P268）难怪天皇本人 亦对木户克尽辅弼之责赞赏有加，不惜溢美之词，将其视为“同甘共苦”的知己。[27]
    二是军部集团，军部系统内，谋划对外战略的机构，主要是参谋本部作战课，其次是 战争指导班和陆军省军务课。其所属幕僚居于决策的核心地位，他们的国际关系理念代 表着军部的外交战略。上述三机构的历代主要幕僚，如表所示：
    资料来源：①福川秀树《日本陆军将官词典》，芙蓉书房出版2001年版。②日本国际 政治学会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朝日新闻社1987年版，第4、5、6、7卷书末附 表。③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编《日本陆海军的制度、组织、人事》，东京大学出版社19 7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