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幕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多为陆军士官学校30期（1918年）至35期（1921年）的毕 业生。又都是仅有的不足10%升入陆军大学的合格者；第二，均有驻中国、德国、法国 、苏联及东欧等国的经历，不限于“一介武夫”，而是通晓国际事务。如有末精三和策 划汪伪政权建立的谋略课长臼井茂树，被誉为“具有政治家气质的军人”。而服部卓四 郎更是作为能够冷静合理判断、忠实履行职务的能吏出名，与西浦进、堀场一雄并称为 “34期的三羽鸟”；[6]（P19）第三，彼此相互奥援、引为同志，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的小团体。卢沟桥事变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和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联手撵 走了顶头上司，时任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一举确立了对华扩大侵略方针。1940年初， 武藤章就任军务局长，支持“武藤体制”的是随他一起由华北方面军赴任的河村参郎军 务课长等。而在军务课内，河村周围聚集着永井八津次、高山彦一、石井秋穗、牧达夫 等。石井长期跟随河村，负责处理对华关系；永井为武藤章的心腹，被武藤章从关东军 参谋位置上提拔进中央幕僚层。至于各课内部，则基本上是分管各班业务的若干高级课 员和数十名课员，以课长为中心形成同进共退的小团体。
    三是行政系统。按理君主立宪国家的内阁首相为最高行政首脑，自然居于对外决策的 核心地位，但日本却迥然不同。根据内阁官制，首相并非内阁之长，而仅与一般阁僚类 处，只是在排名上位列“第一人者”。他既没有任免阁僚的权限，又不能对各省的主任 事务进行干预，[14]（P18）其在对外决策过程中仅起到调解各方立场、促使外交政策议 案在阁议尽快通过，并上奏天皇请求允裁等类似协调员的作用。这样，在政府内部，外 相及其领导下的外务省便拥有排他的独立外交大权。
    战时出任外相一职的共有9人，其中3人有军方背景，即宇垣一成、野村吉三郎、丰田 贞次郎，占33%，总计在任时间为1年，仅占12%。这表明尽管军部处心积虑地谋求打破 外务省对外交大权的垄断，并也妄加行使一部分权力，但还是在这个专业性很强的官僚 机构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其余6人广田弘毅、有田八郎、松冈洋右、谷正之、重光葵、 东乡茂德均为1904年至1917年第二期外交官、领事官考试合格者，[28]（P126）绝大多数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松冈洋右除外），且有长期驻中国、苏联公使、大使的经验。松冈 洋右，前满铁总裁，1933年因不满国联通过李顿调查报告，悍然率团退出会场，由此开 启日本“自主外交”之序幕。1940年7月起1年外相在任期间，几乎“以独自一人的决心 、独自一人的谈判”，[29]（P108）与德意签订三国枢轴同盟，并“施展独特的、类似俾 斯麦的外交妙技”，闪电般地与斯大林签订日苏中立条约。[30]继又断然推翻近卫内阁 的《日美谅解案》，是引导日本外交战略转向南进的关键人物，在外交决策上表现出来 的独断专行，甚至连天皇都惊愕不已，颇为不满地发问：“是否被希特勒收买”；[31] （P56）有田八郎，前驻华大使。继担任广田内阁外相后，又于1938年10月至1939年8月和 1940年1月至7月两次出任该职，是30年代初至40年代初外务省内居决策主导地位的革新 派的首领。[28]（P154）1940年6月发表著名的“有田声明”，首次公开“表明了包括南 洋诸地方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意图”；[32]广田弘毅，前驻苏大使、外相、首相 。由他主持制定[33]（P58）的对华政策三原则，使外交手段解决中日悬案的余地彻底丧 失。战争爆发前，受近卫内阁之邀，第二次出任外相，强硬坚持“扩大论”，在御前会 议上，力压参谋本部，议决停止陶德曼工作，最终关闭了对华正式外交交涉的大门，[1 2]（P288）是日本走向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中心人物之一；重光葵 ，前驻华公使，他在外务省中央要枢上任职时间之长，实际发挥影响之大，在整个三、 四十年代无人能出其右，1933年5月至1936年4月任外务相政务次官，是广田外交路线的 具体制定者，其亚洲门罗主义思想成为外务省制定对外政策的主导理念。[34]（P227）战 争末期，为挽救日本颓势而临危受命出任外相，提出大东亚宪章，[35]并为此推行对华 新政策、对苏媾和交涉和与东南亚诸国结盟的“大东亚外交”，是旨在挽救日本败亡和 维持战后列强地位的“终战外交”的主要策划者和指导者；东乡茂德，前驻苏、德大使 ，在战时日本外交两次面临重大转折关头出任外相。1941年10月，负责对美最终交涉， 制定甲案、乙案，谋求在继续保留中国驻军等有利于日本的前提下，避免对美一战。[3 6]（P216-223）1945年4月，又为铃木贯太郎内阁谋划尽早停战构想，使日本如愿以偿地 实现所谓“天皇制护持”情况下实现议和。
    从战时外务大臣在对外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他们并非“一味迁就军部主张” ，更谈不上“抑制军部的无谋行动”。[33]（P642）而是以独自的对外战略理念，自主地 发挥着重大影响，甚至对任何介入外交领域的各势力和举动，均采取强烈地排斥态度， 竭力维持自己独占的领地。
    三
    通过对战时日本对外政策决定过程和参与决策成员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我们似可以 就战时日本对外决策机制运作的特点和规律，作一准确把握，并由此揭示出两种主要的 决策模式。
    （一）临机性合议决策模式
    这一决策模式主要包括两方面，即会议协调决策模式和幕僚磋商决策模式。
    会议协商决策模式是指通过召集会议，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激烈争论，在各派立场取 得协调后作出决策的过程。为体现会议是“根据需要围绕政战相关的重要问题，而举行 相关阁僚和统帅部首脑间会谈”的初衷，[37]（P188）遂冠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 “大本营政府联络恳谈会”、“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等名称。同时如果涉及到特别重大 问题时，“不单单采取联络会议决定的形式”，而是特别采用“仰赖天皇临御联络会议 ”的形式，[37]（P102）故又以“御前会议”命名。会议由三方选派的干事内阁书记长官 、陆、海军军务局长负责具体筹备，经首相奏请天皇批准后正式召集，地点先期在首相 官邸，后移至宫中。会上三方就某一方提交的或预先经三省（海、陆、外）局课级幕僚间 初步商议的外交政策议案，陈述各自的观点。天皇往往只是端坐倾听，不表明任何主张 ，更不以最高统帅身份发布明确指示。唯一的一次发言，是1941年9月在决定是否对美 开战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天皇质问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为什么对事关“国运”的重大 问题不作任何意见阐述。除此之外，历次御前会议上的质问，都由枢密院议长代行，从 这点上说天皇是“亲临”。但决议案的基调早在事前经过首相、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进 宫内奏，接受天皇的“下问”和“指示”，再议修改，获得允裁等一系列的幕后程序， 即已正式确定下来。所以御前会议“完全是一种形式”。[31]（P47）天皇貌似心神不安 、举棋不定，实际上他内心已经下了对美开战的决定，只是害怕日本惨遭失败，迫切希 望从军方首脑的强硬表示中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慰藉。倒是其手下对天皇的心思摸得一清 二楚：“其实陛下心情极好。料断圣上决心已定”。[38]（P15）是通过天皇在“亲政” 和“亲临”之间，不时地巧妙地转换角色，既确保了国家意志的迅速统一和对外战略的 强行推进，同时又制造了“天皇没有支配会议空气的决定权”[31]（P54）的假象，从而 回避了因决策失误应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