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末帝国初，罗马奴隶主在吃、穿、住和娱乐等方面的奢侈性消费，表现出三个明显特征：第一，规模大、档次高，超前消费十分突出。罗马奴隶主在吃、穿、住、乐诸方面追求高质量高档次，它所达到的消费水平不但远远超出奴隶制生产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且超出了时代的限制。有人总结说：“象罗马富豪们的一些宴会，一道又一道的珍馐奇味，甚至超过现代纽约的豪华和想象。”[6]（P531 ）庞培城的多样化室内布置和生活的一般标准，直到19世纪才重新达到[4]（P248）。 第二，病态性精神消费高度发达。罗马奴隶主生活消费中的奢华，完全脱离实用实惠的生活原则，带有明显的示富夸豪的目的，从而丧失了生产消费本身的意义，是对社会劳动生产和财富的一种异化。奴隶主热衷于角斗、斗兽和海战等血腥娱乐，以残害奴隶为乐，以变态性行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表现出强烈的虐待狂品性和反人性。第三，夸豪示富是其本质。罗马奴隶主在生活消费中追求奢侈，除了满足感观享受外，更重要的是想借此显示自己的富有，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共和时代的那些贵族政客，之所以热心公益事业，耗费巨资举办角斗、斗兽和各种竞赛，其目的就在于收买人心，以此谋取政治权益。而帝国时代的皇帝和皇族之所以耗资兴建剧院、竞技场，举办各种公共娱乐，其目的就在于想拉拢平民使之不问政治。
    二
    任何社会都是“生产生产着消费”，生产“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11]（P95）。 古代罗马奴隶主的奢侈性消费，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在共和末帝国初，罗马社会生产发生了明显变化，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奢侈性消费的出现。
    （一）小农经济衰落，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公元前5世纪至2世纪，是罗马共和国的扩充时期。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奴隶主通过兼并侵吞和强购、强占、租凭等手段，极力扩大地产。于是，社会上土地迅速集中，大地产迅速发展起来。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在意大利农业中涌现出维拉型和拉丁芬型大田庄，前者占地100～500犹格，后者占地500 ～1000犹格。共和末年帝国初期，土地集中更盛。像大贵族西塞罗的田产计有19处，面积达3000～5000犹格，麦特尔占地2万犹格，多米齐依更高达4～6万犹格[12]（P610）。尼录时期，6个地产主竟占有阿非利加全省土地的一半[13]（P35）。奴隶主不但广占田地，还通过巧取豪夺， 积聚了巨额的物质财富。一个叫以西多勒斯的奴隶主传留的遗产有3600对牛，257000头其它牲口和一笔折合250万美元的现款[14]（P39～40）。尼录宫中头号阴谋家塞涅卡标榜安贫乐道， 但他死后留下的遗产高达3万万塞斯特斯之多[15]（P246）。财富的迅速集中是共和末年以来罗马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随着它的迅速发展，许多奴隶主手中掌握了巨额的物质资源，这为他们进行奢侈性消费准备了物质基础。
    （二）非劳动所得急剧增加。古代罗马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奴隶制大国，共和末年以来，农业生产虽有很大发展，但是，农业劳动的效益仍是低下的。罗马奴隶主积累财富更多地依赖于军事掳获、战争赔款、包税、高利贷和商业投机等非劳动手段。在罗马对外进行的每一次胜利战争中，都有巨额财富流入罗马。 第一次布匿战争后， 罗马国库得到3200银塔兰特，第二次布匿战争则是10000塔兰特（约合7000 万美元）。征服加太基后，斯基比奥给罗马国库带来133000斤白银[16]（P428～429）。公元前2世纪初，罗马远征马其顿地区，从腓力浦五世和安提奥库斯三世手中，分别获得1000和15000塔兰特的赔款。公元前189年，罗马又从马其顿俘获1230根象牙、234只金杯、137 000斤白银、244000希腊银币、140000马其顿金币和大量的黄金与白银器具[16]（P429）。此外，在前2世纪初的6年中，罗马还从西班牙运出大约20万罗马斤白银（约合65000公斤）和5000罗马斤（约1600公斤）的黄金[16]（P429）。 根据罗马的传统制度，军事统帅可以任意处置军事囟获物，因而，随军出征的罗马奴隶主从中获取了巨额财富。前 2世纪时，系统的包税制度、金融高利贷和商业投机又发展起来。“一切在罗马人统治之下的东西都由监察官给包了出去”，借贷的利息远远超过法定标准，高达45%～50%，甚至还要高[16]（P446）。罗马奴隶主利用手中权利垄断了这些投资少获利多的行业，并通过这些非劳动部门使自己的财富迅速增加。非劳动所得使钱财来得快，且财富增长不必通过艰辛的劳动，故而奴隶主对财富便缺乏体恤之心，吃光、用光、花光便不必心痛，从而更刺激奴隶主的挥霍和浪费。
    （三）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奴隶被广泛引入一切生产部门。长期对外征服和掠夺，俘获大量奴隶。据统计，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把75000名战俘卖为奴隶。马略战胜条顿人、森布里亚人，分别有9万、 6万名俘虏卖为奴隶。大量战俘奴隶的存在，使奴隶交易频繁。卡普亚和提洛岛是两个巨大的奴隶市场，每日有2万个奴隶的交易。 奴隶的价格十分便宜，平均价格为300～500第纳里，在1世纪，更曾降到4 个第纳里[16]（P434）。成千上万廉价奴隶的出现，诱使奴隶主广泛占有奴隶。当时，一般奴隶主都占有几十或成百上千个奴隶。奴隶主以西多勒斯占有4116个奴隶，大奴隶主克拉苏更占有2万个奴隶。 奴隶主广泛占有奴隶，一方面，为大庄园、大果园、大牧场、手工作坊和矿山等生产领域广泛使用奴隶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奴隶主从事奢侈性消费准备了大量的侍从人员。
    （四）城市化的兴起和发展。从公元前2世纪起， 罗马开始了希腊人所谓的“都市化”。古代城市都意想不到地恢复了旧日的繁荣，许多市镇、村庄、市集和村墟发展成为城市组织。据统计，共和末仅意大利的市镇就有300多个。在西班牙，重要的城市有400座，次要的有293 座；在罗马属非洲，仅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就有60多个[14]（P8～13）。帝国时代，由于统治者推行使“社会经济生活趋向都市化”的基本政策，都市化运动更显出勃勃生机。于是，整个帝国迅速“变成了一个由许多城市组成的集市”[8]（P81）。随着城市化运动的发展，城市居民迅速增加，像亚历山大的自由居民达到30万人。伴随着城市的兴盛，“城市里的店东和地产所有者那个阶级日益占据重要地位”，舒适的城市生活成为奴隶主和广大城市自由民追求的目标。此外，古代罗马城市是在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依托于城市和商业流通，“古代世界最遥远的地方的宝物珍品都被搜括了去供罗马人的挥霍”[6]（ P527）。故而，城市的勃兴，既为奢侈性消费准备了理想的场所；同时也替奢侈性消费准备了必不可少的依赖于流通的大量高档商品。
    财富的日益增加，且所得非劳动是诱发罗马奴隶主阶级进行奢侈消费的根本经济前提，而奴隶的广泛存在和城市化的发展则为奴隶主进行奢侈消费提供了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