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四国条约》是美国外交的胜利，因为它成功地埋葬了英日同盟，遏制了日本的扩张野心，并且使美国只是承担在出现问题时的外交协商义务，而没有军事义务。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无论如何该条约是美国在战后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一个政治条约，它把自己的命运与远东的事务紧紧地联系起来，美国所标榜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在远东并不适用。
    其次，《五国海军条约》所规定的主力舰比率不仅对美国有利，也达到了在一定时期内遏制日本海军力量发展的目的。但是该条约关于海军基地的规定往往不被人注意。实际上，该条约规定美国不得在菲律宾修建海军基地，英国不得在香港和太平洋东经110 °以东修建海军基地和新的要塞，日本则只承诺不在台湾设防。这是英美为了使日本同意战舰吨位的限制而对日本作出的让步。但是这个让步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尽管日本在主力舰方面劣于英美，但英美丧失了在靠近日本水域拥有有效作战基地的可能性，这便使日本海军在新加坡以北的水域实际占有绝对优势。一旦发生战争，香港和菲律宾必将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这是日本在战略上的胜利。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对英国来说，它在靠近中国的地方没有大的海军基地（威海卫和香港太小，大的作战舰只不能利用），而新加坡海军基地又迟迟未能建成，这使英国在远东的兵力极其薄弱。但是英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不能指望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的军事援助保证是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6天才给与英国的），所以当日本对英国的在华利益发动进攻时， 以出卖中国利益为特征的对日妥协就成了英国的一种政策选择，例如英日于1938年签订的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以及1939年英日签订的解决天津租界危机的有田-克莱琪协定等。（注：关于英日签订的有关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和有田-克莱琪协定， 参见拙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可以说，华盛顿体系是英国从远东撤退的序幕。
    第三，日本的扩张野心遭到了美英的遏制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不得不暂时收敛。于是日本在20年代主要实行对英美协调，对中国大搞经济侵略的所谓“协调外交”。（注：参见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9-502页。）但是日本独霸中国和东亚的既定国策不会改变，它必定会不断寻找机会冲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并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实行的政策就是明证。因此，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武装对抗早晚会发生，而当这种对抗发生时，美国也必定要干预。这就是下一个问题。
    第四，美国是华盛顿体系的主要规划者和潜在保证者，《九国公约》是美国外交的最大成果，因为它长期追求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终于得到了实现。美国当然要力保以“门户开放”原则为代表的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新均势，从而保护自己的利益。为此，当日本利用经济大危机而发动“九一八事变”时，美国提出了“不承认主义”。日本的坚决扩张和美国的拒不承认日本的侵略事实，使美日矛盾终归不可调和，美日之间的冲突也早晚会发生。但是由于海军基地的限制，美国在远东的兵力极少，所以美国虽然可以在道义上对日本的扩张采取不承认态度，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对日本妥协退让，希望用谈判遏制日本，实际容忍并鼓励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最终使战火烧到了自己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