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泛斯拉夫主义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
    综观19世纪和20世纪俄国的历史，作为社会文化思潮的泛斯拉夫主义始终存在，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泛斯拉夫主义是俄罗斯大斯拉夫联盟政策取向的观念动力。
    19世纪中后期，泛斯拉夫主义的许多观点都体现在沙皇对外政策中。在东正教教会的支持下，沙皇接受了泛斯拉夫学者有关“罗马－日尔曼世界与斯拉夫世界相互排斥，东正教是斯拉夫人的真正宗教，只有俄国的救世主义才能解放在东欧居多数的全体斯拉夫人”的观点，以“斯拉夫民族解放”的名义向西扩张，对西斯拉夫的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强行实施俄罗斯化，规定俄语为官方语言，以语言为载体，推行俄罗斯文化，限制所谓的异质文化。同时利用宗教信仰，鼓吹东正教是共同准则的“全人类宗教”，试图感化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抵制其它宗教对斯拉夫民众的影响。俄国视巴尔干斯拉夫事务为己任，利用巴尔干斯拉夫民族要求独立的愿望，把自己装扮成巴尔干斯拉夫人民的“解放者”。然而，沙俄在巴尔干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要把巴尔干各国由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二是控制东南欧市场和黑海贸易。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和平和民族自决立场，苏俄政府抛弃了泛斯拉夫主义思想，承认中东欧和巴尔干斯拉夫民族国家的独立地位，与之建立民族平等关系。然而，斯大林时代却使俄罗斯泛斯拉夫联盟志向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在版图上，苏联统合了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比萨拉比亚、比布科维纳等地，并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途径对中东欧地区的其他斯拉夫国家进行控制，建立了“华约”和“经互会”，形成以苏联为主导的等级型国家集团。究其原因，其中既有传统的地缘安全战略因素，又有西方孤立苏联的外部逼压，更重要的是泛斯拉夫联盟意识的潜在影响。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域面积缩小了1／4，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因中东欧国家的脱离而大为收缩。如今只有独联体才能让大俄罗斯主义者回味泛斯拉夫联盟的梦想。确实，独联体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屏障，也是俄国重振大国影响力的重要依托。俄一直视独联体为其“切身利益之所在”，称对独联体地区“负有特殊责任”。叶利钦在1995年9月的《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中指出， 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在俄外交政策中居优先地位。1996年3月， 俄独联体政策取得了突出成就，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关于加深经济和人文领域一体化的条约》，从而为独联体一体化提供了一个“准共同体的样板”，此举开始了独联体向紧密型联盟方向的发展。而走在前列的是俄白联盟的形成，1999年11月双方已正式签署合并条约，准备组成联邦国家。这似乎让具有泛斯拉夫思想的人看到了某种希望。科索沃战争迫使南斯拉夫要求加入俄白联盟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斯拉夫其他民族的亲斯拉夫者组成志愿军要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兄弟共同作战恐怕多多少少折射出泛斯拉夫思想的影子。
    第二，泛斯拉夫主义的兴起迎合了俄罗斯帝国扩张的需要，与俄罗斯东正教“救世论”相吻合的“俄国中心主义”和“大国使命感”演变为超越斯拉夫范围的世界性大国意识，成为俄国对外政策的精神支柱。
    在大俄罗斯意志支配下的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真正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冷战时期，苏联在以往疆土扩张战略基础上，以意识形态为武器，实行其大俄罗斯主义路线，在理论上形成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用“国际分工论”、“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框住别国的民族意识，从而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军事等方面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把全面维护苏联利益作为其他斯拉夫国家的责任。
    冷战后，俄罗斯政治制度的转舵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西方对俄罗斯的戒心。西方蚕食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打压俄罗斯的国际威望，使得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趋下降，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又束缚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施展空间，这一系列因素激起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帝国情结是俄罗斯国民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俄国人普遍因为美国不把俄罗斯看作是“大国群体的一个成熟的成员而深感震惊”。他们认为，俄罗斯在千年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特点，应加以保持和发扬，俄罗斯应该成为一个大国、强国，肩负起它的特殊历史使命和占据它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这种民族认识和理念有着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任何一位俄罗斯领导人都不能无视这种深厚的民族情结和传统的思维方式，因此致力于追求恢复大国地位已成为俄国政治领袖必须树立的政治信念和国家精神。1997年12月叶利钦签署了《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文件，确立了恢复大国地位战略。大国路线对俄罗斯来说，不仅意味着实力，而且意味着生存。俄罗斯的大国历程中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因素在驱动，在俄罗斯的传统思维中，俄罗斯只有作为大国、强国才是安全的，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战略定势，难以改变。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卢金认为“不具有天然地形地貌保护的俄罗斯，觉得容易受到经常的地缘政治侵略是其命运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现在俄国“通往世界海洋的通道问题再次成为俄的现实问题”。对21世纪的俄罗斯来说，地缘安全仍然是相当重要的，而斯拉夫地区的地缘政治是俄国整体地缘政治的主要方面，这一点将对其外交决策产生久远和深刻的影响。
    第三，泛斯拉夫主义思想中的“反西方性”一方面决定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对立和冲突具有深刻的传统基础，从而使俄国的对外政策表现出与西方抗衡的立场，而另一方面，这种传统文化又决定了俄罗斯外交决断的独立意志，俄国对外政策不可能是从属性和依附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