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优越论是在与西方文化的对立和对比中产生的，它是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原动力。从某种角度讲，泛斯拉夫的“反西方性”、“反资本主义意识”是俄国的一种思维方式，但这种思维方式的实践则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西方文明体现了知识、科学及其成就，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的需要迫使俄罗斯社会同西方交流；另一方面，西方又是与俄罗斯精神格格不入的不合理世界，是机械主义的、危机四伏的无秩序的世界。俄罗斯既想接近西方又觉得与西方难以协调。我们看到了彼得大帝卧薪尝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韧劲，也看到了在他身上表现出的俄罗斯价值观与西欧文明的冲撞所造成的尴尬。同样叶卡捷林娜二世与西欧大思想家讨论哲学上的理想世界，但她却仍以俄罗斯的专制方式统治国家和进行帝国扩张。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不信任、不融合是双向的。一方面，俄在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上难以与西方弥和。今天虽然俄“焊接”了西方式的民主框架，但从民族心理上说，俄罗斯在情感上仍不认同西方的“精神”，不接受西方的领导地位，甚至反对西方、憎恨西方。许多俄国人认为，冷战后处于衰弱状态的俄国与美国的关系比对抗时代还要差，即使在俄罗斯民主继续发展和形成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俄美在经济、军事、政治领域的合作也不会有一致意见，而且在一些问题上还会有严重分歧。另一方面，俄国的历史让西方对俄罗斯存有根深蒂固的成见，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认定俄罗斯民族本质上是一个有着天然的“帝国冲动本能”的外向型民族，俄罗斯外交政策根植于其扩张主义的民族性之中。1996年美国《国家利益报告》认为，“尽管俄罗斯不再是超级大国，它对美国国家利益仍是最大的、潜在的挑战者，莫斯科仍拥有可以消灭美国的核武库”。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削弱、抑制俄罗斯的战略一时不会改变。
    科索沃战争后，俄国内反西方情绪加剧，俄罗斯与美国利益冲突愈加凸现。美国制定了发展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坚持要修改《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俄对此极力反对，表示要采取“报复性措施”。在俄国内车臣分离主义问题上，美欧向俄施加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议会威胁要冻结对俄援助，普京立场坚定，手段强硬。1999年11月叶利钦从欧安会上拂袖而去充分表明了俄与西方的对立。由于北约新战略觊觎主控全欧乃至全球安全，欧安组织又有靠近北约的趋势，因此，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战略上的不和将会是长期的。
    泛斯拉夫思想中的大俄罗斯主义对俄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长远的，这种思想的动力来源于俄罗斯追求大国地位的宗旨和目标自始至终，只是在不同时期策略和手段不同而已。
    四、结束语
    泛斯拉夫主义的部分思想对沙俄时期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但它没有成为普遍性的民众运动，泛斯拉夫派的政治主张也没有被沙皇政府全盘接受，原因何在？首先，专制制度本身妨碍了泛斯拉夫主义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19世纪的俄国受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任何政治运动都有政治民主的要求，泛斯拉夫主义也不例外，沙皇政府推行的是君主专政的国家体制，害怕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担心公开支持泛斯拉夫运动会导致一场民众性的政治运动，威胁沙皇统治。所以沙皇不可能因泛斯拉夫主义的政治观点符合其对外扩张政策而承认人民的民主权利，沙皇及其大臣们也不容许社会舆论压力决定他们的政策，侵害他们的专制特权。其次，外部因素制约了沙皇政府直接利用泛斯拉夫主义。圣彼得堡的决策者对泛斯拉夫是有感情的，但是对外政策的实用主义效果比泛斯拉夫感情更重要。构筑泛斯拉夫大厦障碍的不仅有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以及英法等列强，还有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非斯拉夫民族，更令沙俄沮丧的是斯拉夫民族内部诸如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纷争和波兰向俄罗斯领导权的挑战。沙皇明白公开推行泛斯拉夫联盟政策无疑是自杀，不仅西欧列强不答应，斯拉夫内部也会反抗。沙皇支持境外斯拉夫民族的独立运动以不与西欧列强直接交战为底线。再者，以策略手段隐蔽战略目的。沙皇政府对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理论和活动，始终采取默认和纵容的方法，因为他们的宣传，恰好迎合了沙皇政府对外扩张的口味，泛斯拉夫主义鼓吹的理论可作为其对外扩张的舆论先导和试探，让泛斯拉夫运动起着政府官员起不到的作用。大俄罗斯主义披上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外衣，有利于沙皇在“解放”斯拉夫人的幌子下煽动民族沙文主义，发动对外战争，实现不易公开的斯拉夫大帝国的野心。所以，沙皇从没有否定泛斯拉夫主义的大斯拉夫联盟计划，即使这一计划遭到挫折或失败，也由泛斯拉夫主义者来承担责任。
    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大都是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这使得泛斯拉夫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理论色彩和社会影响，而且泛斯拉夫学者将理论直接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联系在一起，对俄国外交产生重要影响。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修改了早期泛斯拉夫运动的基本理论，将泛斯拉夫运动打上了俄罗斯色彩。一方面他们继承了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观点，称西欧在精神和文化上已堕落，俄国的使命是振兴欧洲。另一方面又称俄国的历史使命倘若没有其他斯拉夫民族的支持则无法实现，因此必须将斯拉夫各民族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中解放出来，组成由俄国领导的斯拉夫联盟。由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理论吸收了斯拉夫主义思想，两者在俄罗斯的民族性、俄国的历史使命等问题上有相同的看法，泛斯拉夫派只不过表现得更极端，所以很难分清19世纪俄国民族主义者同泛斯拉夫主义的界限。
    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思潮经过政策的实践，与固有的“俄罗斯观念”相交融，逐步成为影响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文化底蕴，首先，泛斯拉夫主义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具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历史和民族特质；其次，泛斯拉夫主义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影响具有时代性，时代变化、制度变迁都使得泛斯拉夫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强弱不一；最后，泛斯拉夫主义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自始至终以维护俄罗斯民族利益为最高宗旨，这一点表明了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所谓斯拉夫人事业的虚伪性。恩格斯为此指出：“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3页。）
    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屈辱，斯拉夫民族统一成了俄罗斯对外挥舞的一面大旗，而历史到了20世纪末又似乎出了某种相似。俄罗斯跌落为二流国家，不再像前苏联那样能发号施令，俄罗斯人的失落感油然而生。在这种背景下，沉淀于俄罗斯民族主义中泛斯拉夫情结的涌动就成为一种必然。俄国内有人认为，俄罗斯应该在恢复历史继承性的基础上，实现斯拉夫民族的统一，恢复大俄罗斯帝国。从某种角度看，俄白联盟正是这种思潮的反映。研究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对把握21世纪俄罗斯大国之路的实现途径和范式显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