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批评性报道容易吃官司，这是现代新闻走向市场之后常见的现象之一。为避免这一现象，作为新闻记者，在报道采访中务必做到公正客观，同时还要考虑如何灵活掌握新闻报道手法，防止授人以柄。然而，即使如此，黑幕揭发杂志及其黑幕揭发记者们总是一直为怕惹上官司而忐忑不安，某种程度上大大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或与不法势力作斗争的勇气。从世纪之交到一战， 黑幕揭发记者们总是“畏惧诽谤诉讼”。 早在1901年黑幕揭发刚露端倪之时，这种恐惧担心就无所不在无时不在。难怪查尔斯·爱德华·拉萨尔在评价一篇黑幕揭发文章时说道：“每一段都含有引发诽谤诉讼的素材。”曾任《麦克卢尔氏》高级编辑的约翰·S.菲利普斯在解释杂志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核实文章内容时说道：“我们一直在处理那些容易引发诽谤诉讼的文章内容。”（注： RobertMiraldi,Op.Cit.,pp.67-68.）动不动即以诽谤罪起诉黑幕揭发杂志或黑幕揭发记者，是那些不法资本家或政客甚至可以说官商勾结（法院与公司）摧毁黑幕揭发运动的另一手段。相比较而言，这一手段更残酷更狡猾，在对有关杂志进行严厉处罚之后居然还冠之以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美名”。
    威廉·艾伦·怀特曾针对来自纽约的老参议员托马斯·普拉特为《麦克卢尔氏》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文章断言，普拉特曾通过向企业拉竞选经费并以有利于他们的立法作为回报。同时，怀特还对普拉特进行了人身攻击，说他“无论道德抑或智力都很狭隘”。就这一句话激怒了普拉特，他威胁说要以人格诽谤罪起诉麦克卢尔和怀特。仅仅是威胁就已经掀起轩然大波，开始使怀特感到胆战心惊。怀特写道，普拉特要起诉，“把我吓得要死”。怀特后来回忆说，在文章发表后一个月，“我整个紧张不已，心力憔悴”。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他无法工作，只好逃离堪萨斯躲到加利福尼亚去调整心态。麦克卢尔请了著名的共和党人托马斯·B.里德为杂志辩护，才使普拉特主动撤诉，事情才算了结。但从中可以看出。以诽谤罪起诉黑幕揭发者是被揭露者反扑的手段之一，而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威力最大。
    林肯·斯蒂芬斯写的《明尼阿波利斯之羞》一文于1903年1 月登在《麦克卢尔氏》杂志上，激怒了一位前任县检察官，该检察官威胁要起诉斯蒂芬斯和麦克卢尔，理由是斯蒂芬斯不应该在文章里把他称为“政客”。麦克卢尔担心这位政客“在我们与他了结之前会迫使我们付2000美元（名誉损失费）”。然而，处理这种事情，斯蒂芬斯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方法高明。他曾告诉一位新闻记者：“第一次进攻千万别把所有子弹射出去，你得把一些他逃避不了、会让他身败名裂的事实保留在手。”这样，无论你攻击的是谁，“当他发现你并没有把最糟糕的事实抖搂出来，他也会松口气。”在其自传里，斯蒂芬斯写道：“我的读者认为我对考克斯（辛辛拉提市的党魁）很严酷，但考克斯本人却认为我对他很宽容，饶了他一把。他可能怕一旦要与我对簿公堂，我会把我掌握的其他证据全给兜底，但我认为他也知道我给他面子已经到了极限，大家心里都有数。 ”（注：Lincoln Steffens,AutobiographyofLincoln Steffens.New York,1931,p.486.）斯蒂芬斯这一番苦心足见当时黑幕揭发容易引发官司的可能性，这才是黑幕揭发者们真正害怕出现的事情。
    当麦克卢尔及黑幕揭发者们“一直生活在法律诉讼威胁之中”的时候，1906年终于变成了现实。而1906年正是罗斯福总统给运动冠名、属于黑幕揭发运动高潮之时，这暗示着黑幕揭发者与不法势力斗争之激烈，同时也为运动之结局埋下了不祥的伏笔。不幸的命运同样降落在贝克身上。在《受审中的铁路》一文里，贝克指责密尔沃基一位实业家接受了非法回扣。贝克是从威斯康星州州长罗伯特·拉福莱特那里听说这件事的，而拉福莱特又是从铁路督察递交的报告中了解到该实业家有这一违法行为的。但贝克在把这一情况写进文章之前并未亲自去进一步核实。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绝对不应该仅凭道听途说的素材来发议论，更何况是指名道姓的批评报道。所以，这位实业家极力否定贝克的指责，同时还提供了许多与贝克素材截然相反的证据，他要求贝克马上把文章撤回。但贝克光听不改，反而在接下来的文章里重申他以前的指控。他认为，文中材料可能有错误，但他指控的基本出发点是对的，并且他错误地认为这位实业家不敢起诉。他没想到这位实业家竟然还是起诉了他，并于1908年把他和麦克卢尔一起推上设在纽约的一家联邦法院。经过一番激烈辩论之后，大陪审团判杂志方败诉，麦克卢尔被判罚1.5 万美元名誉损失费并承担4万美元的法庭诉讼费。经过这场官司之后， 麦克卢尔决定再也不“黑幕揭发”了（注：Robert Miraldi,Op.Cit.,pp.68-69.）。麦克卢尔曾经是黑幕揭发运动最伟大的旗手，现在仅仅因为一场官司就作出如此决定，可见他对诽谤诉讼官司的恐惧程度。此外，他本人一直在形而上、形而下之间徘徊：一方面，想继续保持《麦克卢尔氏》在黑幕揭发运动中的领头雁地位；但另一方面，又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一心想通过办杂志发财，企图某一天也办成一个类似于托拉斯性质的杂志集团公司（注：1906年初，麦克卢尔制定了一个宏伟蓝图，计划建立一家大的实业公司，其中包括一家规模更大的各种内容都登的杂志；一家出版公司，规模也扩大，甚至印教材及参考书；一家麦克卢尔寿险公司，通过融资也向其他企业贷款；一家麦克卢尔银行；最后的盈利用来办一些慈善基金会等。）。当有人指出他一直与托拉斯组织及富人阶层作对，故不利于办公司时，他说这已成为过去，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培养与大公司的竞争能力（注：Frank Luther Mott,History ofAmerican Magazines （1885-1905）。Massachusetts,1957,pp.599-600.）。所以，实际上在吃官司前麦克卢尔就已滋生终止黑幕揭发的念头，正因为这样，云集在麦克卢尔麾下的黑幕揭发精英群体解散，斯蒂芬斯、塔贝尔和贝克等退出《麦克卢尔氏》，另立山头，更使得麦克卢尔对黑幕揭发事业心灰意冷。
    四
    时至一战前夕，几乎15年，许多美国杂志一直热心于黑幕揭发，这是因为有一批忠实而有兴趣的读者之故。但是随着一战的爆发，读者对黑幕揭发的兴趣越来越少。虽然仍有一些杂志如《柯利尔氏》、《汉普顿》等死死坚守黑幕揭发阵地，但一切均是“徒劳”，有一种“大势已去”的征兆。为了随大流，各家杂志开始讨论战争局势以及美国是否参战等问题，有时几乎成了“政府宣传的喉舌”。
    其实，早在1906年，林肯·斯蒂芬斯就预言：“我预料人们会厌倦‘揭露’而寻求一更‘乐观的’前景。”《人人》杂志编辑厄明·J.里奇伟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当一个人多年来一直阅读同样的犯罪报道，他肯定会开始厌倦……它们变得如此乏味。”1908年，本杰明·汉普顿在创办杂志《新百老汇》时说道，这个国家可能已经受够了“黑幕揭发”。即使美国社会主义者，他们总是运用黑幕揭发者们的材料来论证“资本主义有致命的缺点”，这时也感觉到黑幕揭发者对企业的攻击已经达到目的了。1911年，社会主义杂志《威尔什尔氏》就说：“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黑幕揭发（运动）已到了强弩之末了。”（注：RobertMiraldi,Op.Cit.pp.7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