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黑幕揭发开始逐渐感到厌倦甚至有点讨厌，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其中主要原因是运动持续的时间太长，且商业味过浓。如前所述，不少黑幕揭发作品是应那些廉价的通俗杂志老板的要求而写的，为了吸引读者、增加杂志发行量，黑幕揭发者们在行文中难免刻意夸张渲染，以煽情性新闻报道为主，掺入水分，刺激读者的感官，损害了作品的真实性。为此，许多揭露作品仅仅停留在对腐败现象的描述上，而没有深入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根源。再者，当时社会学刚刚兴起，相关的社会调查与研究的方法还不够成熟，大多数黑幕揭发者只能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现场采访所得甚至仅凭道听途说来写作，故其材料的代表性真实性就打了折扣，对材料的处理也存在局限（注：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这使得公众对黑幕揭发运动的社会责任产生了怀疑，由此而演变为“厌烦”。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经对黑幕揭发运动大加吹捧，并经常召见黑幕揭发者讨论社会问题，但到后来对该运动也颇有微辞。他说道，黑幕揭发者们“用如此粗俗和以偏概全的方式来攻击我们政治与工业生活中的重大而昭彰的弊端，以致于使那些正派的人也难逃谴责，这意味着公众良心的泯灭”。1906年，罗斯福说那些专事揭露的记者们为“耙粪者”，这本身就是在公开场合表示对黑幕揭发者们的“奚落”。他斥责道，通过他们“粗俗而草率的结论”以及“对知名人士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这些煽情家们正在误导公众，他们已经是良莠不分，并且“如果他们越来越感觉整个世界只是一团糟的话，那他们有用的权力自然就会消失”（注：G.Wallace Chessman,Theodore Roosevelt andthe Politics of Power.Boston,1969,p.140.）。然而，谴责他们并不意味着要他们去“美化”社会，掩盖事实真相。罗斯福承认，“地上确实有污秽，必须要用钉耙把它们铲除”。他并不反对记者们对不法商人和政客毫不留情的揭露。但他不希望这场反腐败的战斗最终演变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因为这一考虑，罗斯福总统顺应潮流，积极主动地通过一系列改良措施进行社会改革。正是这些改革方案才真正体现出黑幕揭发运动的社会价值，从中也可看出黑幕揭发运动与美国进步主义改革的互动关系。这一关系既可断言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位伟大、英明而灵活的总统，同时也说明了“黑幕揭发者毕竟有别于以文换钱的三流文人，他们有自己的社会良心和政治立场，他们将社会的阴暗之处暴露给人们看，不仅仅是为刺激大众的阅读兴趣，而是出于‘补天’的责任感。他们都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崇奉者，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使美国制度、美国社会摆脱黑幕的困扰，走上光明的大路。所以说，黑幕揭发者乃是改革者，黑幕揭发运动乃是改革的催化剂。”
    然而，恰恰是进步主义改革预示着黑幕揭发运动的衰落，因为改革使得人们相信“黑幕揭发者们一直在揭露的问题大多已被解决”。当时蓬勃兴起的政府调查更使人们相信，即使问题还没解决，但至少在解决当中。仅1912年就有11个有关的国会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相关的“黑幕揭发听证会”（muckraking hearings）。通过进步主义改革， 政府的权力毕竟已大大扩大，对企业的控制也已大大加强，同时，罢免权和直选制度的实施增加了政府的透明度。总之，到1910年，公众的推论很简单：问题已被揭露，而政府辅之以各种解决方案，所以黑幕揭发者们为什么不停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攻击呢？人们认为，如果把资本主义制度比喻为一匹死马的话，那么黑幕揭发者应该停止抽打这匹死马，除非他们只对煽情主义感兴趣，或者说“拨开肥皂泡沫”（buckraking）变得比“耙粪”（muckraking）更重要了。负责《人类生活》黑幕揭发版的阿尔弗列德·亨利·路易斯下断语道：有些杂志“转向黑幕揭发……纯粹是为了图私利”（注：Robert Miraldi Op.Cit.,pp.74.）， 追求煽情色彩与谋利目的为当时新闻界一大特色。对此，社会舆论反映如何呢？整个黑幕揭发文章都被煽情风格笼罩，读者会作何感想？可以肯定，一开始，黑幕揭发运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譬如，1904年《时代》杂志曾声称，其关于人寿保险欺骗的文章是该月刊曾登载的所有文章中“最深刻、最有趣、最重要和关键的……是杂志创办史上的一伟大时期”。赫斯特在1905年引诱菲利普斯揭露参议院的腐败，其《世界主义者》杂志即刊登那些言过其实的广告，说什么该杂志将会刊登本世纪大曝光。其他杂志在发表黑幕揭发文章的同时也都是运用这样的技巧来扩大发行量或吸引广告。由此可以看出，黑幕揭发者实际上被那些杂志利用来赚钱。如此一来，许多黑幕揭发者为满足杂志的要求，难免在写文章时过分追求感官刺激。这样或许短时间里可以引起读者兴趣，扩大杂志发行量。但时间一长，读者就会感到乏味。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黑幕揭发运动本身最坏的敌人就是黑幕揭发”。多年后《人人》杂志编辑约翰·奥哈拉·科斯格罗夫说道：“当揭露成为一家杂志开办发行所必需的‘处方’时，黑幕揭发也就寿终正寝了。”（注：RobertMiraldi Op.Cit.,pp.75.）因为过分追求揭露的效果，运动早期以事实为基础的揭露风格现在变得面目全非。《国家》杂志在1911年刊文指控说，有些杂志“在很大程度上追求恐怖……而为了追求这一点，这些编辑变得不顾后果、铤而走险，最后变得荒唐可笑”。贝克再三希望读者能区别忠实的与煽情的揭露。但也不能否认，随着黑幕揭发运动的展开，黑幕揭发者自己有时也把握不住方向。譬如，斯蒂芬斯本来一直坚持忠于事实。他曾对贝克说道：“做编辑工作要细心。编辑看起来容易但如果没有事实其文章也就不足信、毫无价值。”但当他于1906年加入《美国杂志》编辑部之后，他就开始换调了。为了杂志的发行量，增加杂志的效益，其黑幕揭发之初衷也不要了。他认为这对他“是个痛苦、耻辱，对自己的否定”（注：Lincoln Steffens,Op.Cit.,pp.575- 576.）。1908年他离开杂志，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只看结论而其他人仍在追求事实由此而导致内部不和。随着一战的爆发，这种混乱更加明显，读者们也就不知所从，一窝蜂地去关注欧洲战事。
    若说企业的压制、诽谤罪的威胁以及读者之冷漠还不足以终止黑幕揭发运动的话，那么，一战的爆发即给予黑幕揭发运动以最后一击，也是最沉重的打击。此时，不仅读者关心战争，且黑幕揭发记者们自己也开始全身心地报道战争近况了。威廉·艾伦·怀特感叹“欧洲战争吞没了进步主义”。与进步主义血脉相关的黑幕揭发运动自然也是被欧洲战争吞没。举国上下一致关心战争中谁赢谁负、美国是否应该参战，而乌七八糟的社会问题一时无人问晓。黑幕揭发运动就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