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企图通过否定侵略历史为日本人民树立新的精神支柱。众所周知，第二次大战前，天皇制和“皇国史观”是日本军国主义控制日本人民的精神支柱，并通过“国定”教科书把它灌输给青少年，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军国主义卖命的忠实臣民。日本投降后，天皇的地位发生变化，“皇国史观”成了过街老鼠，精神支柱崩溃。1948年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日本犯有侵略罪和违背人道罪，并将一些战争罪犯判处绞刑。这一判处结果不仅在片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中为日本政府所接受，同时也为广大日本人民所认同。然而，那些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政治势力却把这种历史观称之为“东京裁判史观”，是胜者对败者的不公正判决，是导致日本人心涣散的根源，强调要通过肯定过去的战争，树立新的精神支柱。1965年被奉为翻案“鼻祖”、为翻案奠定理论基础的右翼作家林房雄发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他宣称：“一国的繁荣不能仅仅用经济繁荣来衡量，重要的是确立（新的）精神支柱--恢复国民的自信。日本已经繁荣，但灵魂之旗尚未飘扬起来。被强制性的割断历史和战争犯罪意识，使多数日本人萎靡不振，在一片升平的暗谷中彷徨。我写此书，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在充满苦难的‘东亚百年战争’中英勇善战的日本人的自豪和自信”。（注：林房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封面）1968年自民党大会通过的当年“运动方针”提出：要“以庆祝明治维新百年纪念为契机创建新历史学”，要“摆脱占领史观，彻底扫除思想混乱”。（注：荒井信一：《战争责任论》，第203页）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则把树立新精神支柱称作树立“日本的主体性”。1985年7月他在自民党夏季研修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一篇演说，强烈抨击“东京裁判”和“东京裁判战争史观”，批评一些日本人根据“东京裁判战争史观”写日本过去干的坏事是民族“自虐”，强调当前“需要的是按世界史上的公理，来评判日本过去的业绩，以确立日本的主体性”。（注：日《自由民主》杂志1985年9月号）显然，教科书问题所以不时发生，就是日本有人企图作为“确立日本主体性努力”的一部分，要通过篡改和美化侵略历史使青少年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时的“英勇善战”感到“自豪和自信”，以树立新的精神支柱。
    第三，更值得注意的是，自50年代以来，教科书问题都是与重整军备和谋求大国地位相伴随而发生的，或者说其直接目的是为扩充军备和谋求大国地位服务的。众所周知，自1950年建立“警察预备队”后，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日本重整军备遭到日本人民的强烈抵制和反对。自卫队被称为“私生子”，青年人拒绝当兵。为此，日本内阁调查室1957年2月发表一份“日本人防卫意识调查”，在结论中提出：“今后，如何在一般国民中，尤其是在青年中提高对国家的关心，鼓舞他们具有旺盛士气，是形成日本人防卫意识的核心问题。”并说，“当代日本政治极其紧迫的课题是培育产生新民族主义的精神土壤”。在这种背景下，文部省加强了对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审定”，以淡化历史教科书中对日本的对外侵略和战争罪行的描述。（注：荒井信一：《战争责任论》，第198页）80年代初，日本开始提出“第三次远航”、“第三次开国”的口号，确立了走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前述声势浩大的第二次教科书问题。有的日本学者指出，1991年海湾战争后，在日本有人提出做“普通国家”的口号，自主防卫论盛行，尤其是自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日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以来，双方通过签署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日本国会通过《周边事态法》等加强了日美同盟。日本为了建立支援美军作战的“国家动员体制”，需要对青少年进行“爱国心”和“牺牲自己，为国尽忠”的精神教育，以便需要时将他们动员起来，支持和支援美军作战。（注：日《日本的进路》杂志2000年11月号）
    以上情况说明，教科书问题，既是一场有关如何认识和看待日本侵略历史的历史观的斗争，也是一场争取日本青少年的斗争。一名攻击现有教科书最激烈的右翼学者说，斗争的焦点是“如何再一次塑造现在的日本人”，“如何把自己的孩子造就成比平成时代的日本人具有更坚强意志的日本人”。（注：日《正论》杂志2000年2月号）看来，这是一场关乎日本未来前途和走向的斗争，其动向值得关注。